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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和李鸿章都是晚清肱股之臣、封疆大吏、洋务派代表、慈禧倚重之人，一个是闽浙总督、军机大臣，一个是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早年二人也都是曾国藩属下，分别建立楚军和淮军，在剿灭太平天国运动中都立下汗马功劳。
左宗棠举人出身，多次科举落第，但心高气傲，自称“今诸葛”，即使把曾国藩都不放在眼里，更何况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认为他不会打仗，对洋人太软弱，他曾私底下评价李鸿章：“十个法国人，也抵不过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对左宗棠也看不顺眼，对左宗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左宗棠没有通过科举取得出将入相的功名，于是给他取了个外号“破天荒相公”，意思是一个举人竟然做了军机大臣，实属罕见。
1874年之前，号称“中亚屠夫”的阿古伯趁清朝内乱（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用10年时间侵占了新疆绝大部分地区，只剩下一两块小地方，1871年俄国打着帮助清廷讨伐阿古伯的旗号夺取伊利，紧接着又进攻乌鲁木齐，整个新疆危在旦夕。与此同时，在南边海疆，1874年，日本借牡丹社事件以弱旅之师入侵台湾，暴露了海防空虚现状，东南告急，后来清政府采取讨好策略，支付日本50万两白银后日军方撤军。
正是这样的背景下，加上朝廷因常年战争导致财政吃紧，只能顾此失彼，因此，1874年，清廷内部展开了一场长达数月时间的“塞防”与“海防”大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要海防还是要塞防，塞防代表为左宗棠，海防代表为李鸿章。
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提出，中国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列强入侵、内乱不止，国家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并把日本当做了假想敌，考虑到力不能兼顾，奏请清廷暂罢西征，放弃塞防，建议“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
左宗棠则极力反对李鸿章观点，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认为新疆乃国家西北屏障，国防要冲，重新疆是为了保蒙古，保蒙古是为了卫京师。后来左宗棠在《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中，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中庸办法。
1875年4月得到朝廷采纳，一面命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收复失地；一面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自此几个月的关于海防、塞防的争论才告一段落。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比较清楚了，左宗棠抬棺进疆，最后收复新疆。李鸿章筹建北洋水师，开启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结果20年后的1894-1895年甲午海战中，李鸿章一手创建的北洋水师大败于日本海军舰队，洋务运动宣告失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几年后八国联军入侵，俄日侵占东北，南方革命爆发，民国建立，后来军阀混战，1931年日本侵入中国。
塞防、海防是中国近代国防建设的一次大争论，李鸿章和左宗棠孰是孰非我们现在很难去断定，单从国家民族来说，二者都重要，但要说谁的智慧更高，笔者认为李鸿章更有时代大局观，但他实战能力比不过左宗棠，所以最后事与愿违。左宗棠实战能力强，政治大局观到底如何就不知道了。
不管怎样，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实干才能兴邦，强大才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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