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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派对基督教和传教士的看法

时间：2019-07-15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依靠炮舰强行输人中国的基督教表现出强烈的仇视和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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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美国传教士与戊戌变法

维新派对基督教和传教士的看法

传教士参与维新变法的活动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态度，维新派对督教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宽容和赞赏。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依靠炮舰强行输人中国的基督教表现出强烈的仇视和厌恶。盲目排外的顽固派士大夫自不待言，即使比较开明的洋务派和早期改良主义分子虽不相信教士挖眼制药之谬言，但对基督教的教理均嗤之以鼻，对传教士来华之目的深怀疑惧。郭嵩焘曾出使英国，对西方政治赞赏有加，甚至因而成为朝野守旧士大夫谤毁的目标，但对基督教的教义也无好感，认为系窃自佛教，“其精微处远不如中国圣人，故足以惑庸愚而不足惑上智”。早期改良主义分子薛福成则把传教看成列强“蚕食”中国之术，他说：“中国（民教）之衅，何时而弭。虽然多事，犹中国之幸也。何也？以民之未尽变于夷也。窃恐数十年后，耳目染，渐不之怪，则附诸日多。彼洋人敛中国之财，啖中国之民，即率中国之民，启中国之变。虽有圣人不能为之谋矣！英法诸国之远辟疆圉，蚕食西土，大率用此术耳。”

连与传教士交往密切的沪上名士蒋敦复也把传教完全归结为西人谋夺中国之术，即“布小惠，使厌其口腹，行小善，使震其耳目，从而诱之以美厚报，使迷惑其心志，变易其肝，溺焉不返，不顾利害生死”，惟基督教“之是从也”。“一旦有事”教徒们“皆会合响应，使而叛其长上。呜呼！是祸中国也。”

然而戊戌前后．，维新派知识分子开始以另一种心态面对基督教的传人。他们虽对传教士入华的目的仍有一定疑惧，但已能对教士区别对待，一并赞赏其传孺西学，改造社会的活动，对基督教教义也有一定程度的接纳，粱启超等人甚至主张兼容并包，以开放的胸襟对待基督教传入，这在甲午战争前是不可想象。它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认识的深化，同时也与自由派传教士传播西学、鼓吹变法的努力不无关系。梁启超认为对来华传教士应加以区别，他对“抵制”基督教的做法不以为然：“或曰彼教虽浸衰于欧洲，而浸盛于中国，吾安可以不抵制之，是亦不然。耶教之入中国也，有两目的：一曰真传教者，二曰各国政府利用之以侵我利权者。中国之入耶教也，亦有两种类：一曰真信教者，二曰利用外国教士以抗官吏武断乡曲者。彼其真信教者，则何害于中国？耶教之所长又安可诬也！”

因此对耶稣教之传入应“纳之”不惧，“吾中国汪汪若千顷之波，佛教纳之，回教纳之，乃至张道陵、袁了凡之教亦纳之，而岂其有靳于一耶稣。且耶稣入我国数百年矣，而上流人士，从之者稀，其力必不足以易我国明矣，而畏之如虎，何为者也？至于各国政府与乡里莠民之利用此教以侵我主权，挠我政治”，亦不可惧， “但使政事修明，国能自立”，即“可也”，“主权在我，谁能侵之？”

维新不仅反对盲目抵制基督教，而且对传教士有利于中国国计民生和维新变法的活动予以鼓励。他们赞赏传教士“以慈悲为本”，“设立义学”及对“贱类之人” “普以教泽”之举。有人更称赞广学会“推与人为善之心，切振兴中国之念”，“力开风气，述泰西教民养民之道，资我华兴国富国之谟”，并认为这是“救世教之苦心也”。雄新派把这部分传教士称为“有道之教士”、维新之“导师”，赞赏他们 “其殷殷为中国求益之心，有求华人之所不能求者；其勤勤为中国剔弊之意，有剔华人之所不能剔者”。梁启超称赞李佳白“爱我华人亦至矣”，得知李佳白“将归国，求助于海外之好善者”，表示“将拭目以俟李君”。

本书作者简介：王立新，1966年10月出生，毕业于南开大学，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