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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学体裁上，《汉书》有一个与《史记》的不同之处，就是《汉书》列了一张《古今人表》。《古今人表》极为有趣，其主要用意是将历史人物进行高下分类。《古今人表》除了分别“古今”，其特殊之处在于将所有人物分成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这也就是后来九品中正制采用的九等格式。
《古今人表》的主要作用，不是方便查考人物的时代先后顺序，而是整理对所有人物的评价，让读者一目了然地知道对谁的评价更高，谁比谁更优秀。这是人物评价的总表。大家很容易猜到，尧、舜、禹、汤一定都被列在“上上”，夏桀、商纣一定属于“下下”，这是大家普遍认同的。但其他人呢？什么样的人应该被列在“上中”，什么样的人应该属于“中上”，大家各有标准，这岂不是很麻烦，会惹起很多争议吗？
班固会不怕麻烦也不避争议地在《汉书》中列出《古今人表》，这充分反映出东汉时，重视人才等级的风气已经形成。这样的风气，以及相应的人才等级观念和品评方法，经过东汉末年两次党锢之祸以后更加发达，塑造了魏晋时期重视人才，并对人才进行热烈讨论的风气。
重视人才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之一是它使每个人都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认真思索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当时的人高度自觉，因为他们的言行随时都会成为别人评判的对象。一个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不是这个人自己的事，而是会被其他人当作证据，根据人才评价系统调整对这个人的看法，以及将这个人置于什么等级上。
党锢之祸发生时，那么多人宁可被抓甚至被杀，都要维持清流的立场，就因为他们最重要的社会资产是声望，也就是别人对他们的评价。人物品评是清流的核心活动和核心精神来源，由《古今人表》到清流、清议，人物品评其实一脉相承。那个时代的士人格外看重人物品评，严格区分“清”“浊”，分出高下等级，这又与世家门第有关联。
豪族崛起靠的是土地和财富，豪族中后来又出现了“累世经学”，他们也有土地和财富，但在土地和财富之外，他们还加上了学问，于是特别突显自己的学问和根据学问所应遵循的行为原则，以此与其他豪族区分开来。用这种方式评判人物，不管是将人物分为“清”“浊”，还是像《古今人表》那样把人分成九等，其实都是很粗暴的做法，忽略了人的复杂性。
后来逐渐出现两个必然的变化，一个变化是与人物评价相关联的党人对立越来越激烈。人物评价涉及“我们”“他们”的区分，也就是将自己人列为好人，将对立方列为坏人，双方互相激烈攻讦，以不同的标准评判人物。清流强调道德、品格，以此睥睨社会，将别人都评为“浊”，这种态度引发强烈反弹，所以曹操的“求才令”故意突显“能”，将能力标准提升到品行标准之上，这是特别用来讽刺清流，对抗清流评判人物标准的。
另一个变化是评判人物的标准逐渐细腻化，逐渐趋近于现实所见之人的复杂性。仅仅区分“清”“浊”，或好人、坏人，或用同一套标准把人分为九个等级，不足以应对现实的复杂情形。于是这套评判体系发展出个性分析，不仅评判人的品行或能力高下，还要看到人的多元性，比如某人有怎样的优缺点，什么个性的人适合做什么样的事，在哪些方面容易取得成就，可能会犯什么错误等。
这就是刘劭《人物志》的内容定位。这部著作用清晰明确的语言对人进行人格分析，将人物分类，并提供现实的建议，既有益于自我修养，又有益于选人任人。本系列书第六册《大分裂时代》将对此进行专门叙述。三国乱局时，统治者普遍重视人才，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人物分析系统，有助于对人才的研究和理解。
《三国演义》比《三国志》更精彩，甚至提升了《三国志》的地位和重要性，这是事实。但我们不要忽略另一个事实，那就是《三国演义》能写得那么精彩，的确有其历史基础——三国的确是一个重视人才、盛产多元人才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条件，让没有太高史才和史识的陈寿，也能写出内容丰富且好看的《三国志》，而罗贯中的戏剧性叙事技巧和刻画人物的天分，也在《三国演义》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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