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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全家随母亲从下放地迁回石家庄，检点“极简”的家私，连两只油漆剥落、歪歪扭扭的小板凳都在其中，偏偏我那一大箱小人书不见了！开始我并未意识到这一损失的无可弥补，心说：还可以再买嘛！孰料中国迅速步入电视时代，小人书渐次销声匿迹，这真是旧的已去，新的不来，多年后，我才觉得，这次“事故”就像下楼梯时一脚踏空，崴得人好苦啊！
是的，我们那时都把这图文并茂、彩色封面的六十四开本小册子称作小人书，而很少叫它的学名连环画，大概因为它在方寸之间写画人物故事，且是孩子们的爱物吧。
那时的小学生，几乎没什么课外书，“小人书”是苦度书荒唯一的副食，也是我们窥探外部世界最主要、最方便的窗口，尤其让人心安理得的是，它还能帮我们做功课。一遇到老师要求写读书笔记（其实就是读后感）时，大家便把各自的珍本小人书请出来（人手一册的“大陆货”容易撞车），一笔一画、一字一句抄写前面的内容提要，一般是这样的叙述模式：通过……塑造了……揭示出……歌颂（鞭挞）……是一本很有教育意义的好书。这个模板高度概括，极为精炼，（最重要的是）绝对正确，抄得多了，自然练就了一套纯正的“提要腔”，用于总结课文思想内容，简便易行，无往而不胜。这样一来，看小人书当然就算不得玩物丧志啦！
那时，我们的小人书利用率高得惊人，尽管主人和借阅者百般呵护——那时不兴塑封，大家想法儿钉上塑料书皮，小人书们依然被读得面目全非，甚至缺胳膊少腿儿散了架，有些生生就被“吃”掉了。这是因为，我们在榨干小人书文字营养的同时，对绘画部分更施以百般抚爱和蹂躏，这类似于饭店的一鸭两吃，连一点儿骨头渣儿都不浪费。
通行的程序如下：先用薄而透明的粉帘纸罩在画幅上描影儿（语文课上学鲁迅的名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时，见大文豪也有此嗜好，不禁会心窃笑。我们描画的多是伟光正、高大全的英雄谱，《荡寇志》之类的“反动小说”则无人问津，实际上也无从问津，知识结构和受教方式的差异决定了喜欢涂鸦的两代孩子只能将这一天性挥洒在各自不同的园地），再用蜡笔涂色。黑白变彩色的过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设计，有些人一定要推广自己的设计方案，干涉他人的创作自由，就会引发口水战，乱作一团时，难免殃及各自的大作，硝烟一散，各人另起炉灶，也会再起争端，但大家不约而同向前看，很少不依不饶、大翻旧账，因此，小伙伴们才能愉快地玩耍在一起，共同编织五彩斑斓的小人书情结。
那个时代强调“斗争哲学”，“打仗”和“战争”都上升到美学的高度，连环画家们顺应这一时代潮流，各运妙笔，描绘出人民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奋进历程。这种题材的小人书，催生了持续的、长时间的演剧热，热衷者都是有英雄梦的男生。战争自然不乏人海战术，小人书中填充画面的士兵大多面目模糊，无声无息，发挥的是“汪洋大海”的集体威力，“大多数”既不受画者的青睐，更不被那些摩拳擦掌、舞“刀”弄“枪”、好勇斗狠的男孩儿们放在眼里。他们重演某个著名战斗场面时，不仅争当主角，而且拒饰反派。但没有敌人，这仗和谁打呢？双方争执不下，只好混战一场，都自称是同仇敌忾的我方，视对方为十恶不赦的假想敌，旁观者一定很纳闷：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打得这么难解难分？
那时，我们看小人书并不关注图文作者，很多鼎鼎大名的连环画画家都是日后对号入座才谨记在心的。比如擅长以线描摹画农村题材生活的贺友直，他的四部代表作——《山乡巨变》《小二黑结婚》《李双双》《朝阳沟》在农村孩子的眼里完全是“另外的世界”，与自己置身的这个逼仄的扰攘的脏乱的混沌莫明的乡间似乎不搭界，又像姑姑、姐姐远嫁的村庄，既神秘又与自己血肉相连、声息相通。每个孩子既盼着家中来客，更喜欢走亲访友，打开小人书的刹那，那种雀跃的心情恰似串亲戚、即将出门的瞬间，感觉被一股巨大的磁力吸引而去。
贺友直《李双双》
小人书的磁性并非代表特定时期政治倾向的图解式宣传，而是来自人情世故的形象化的细节提炼，比如“亭面糊”的小心计、小算盘和马大哈式的粗心大意，澥面糊般的耳软心活，比如三仙姑老来俏的爱美之心以及种种令人绝倒的爱美之举，比如双双和喜旺两口子打来闹去一波三折的家庭争斗，比如银环妈一进朝阳沟肆意施展的撒泼手段，这些让人看不够、笑不够的乡村幽默，实在比合作化、婚姻法、大办食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宏大主题”耐看得多，所谓“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这些性格上有缺陷、道德上有瑕疵的人物成为大家围观的对象，他们之所以备受瞩目是因为这里有“乐子”可看，能够满足我们的童心童趣和一般人普遍存在的“低级趣味”。
后来读到陈思和教授在他主编的文学史教程中的分析：《李双双》的魅力在于双双和喜旺的关系设置顺应了一种“女走高，男走低”的民间喜剧模式，所以笑料迭出，包袱不断，便很能心领神会，产生共鸣。顺便说一句，陈教授很喜欢用“民间”——藏污纳垢的民间——的概念展开对文学作品的分析，但我觉得，这位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所谓的“民间”可能更接近通常意义的市井，就像金宇澄《繁花》中工笔细描的弄堂风情和工房日月，或者如黑马《混在北京》中酱缸味儿十足的筒子楼里鸡毛蒜皮诱发的恩怨情仇，他的“民间”是市民和进城农民的聚居形态，兼有城乡两重文化的色彩。
那时真是寂寞啊（其实现在寂寞更甚——嘈杂纷纭的寂寞）！我们这群“饥饿”的孩子，身处食物匮乏、知识匮乏、资讯匮乏的年代，“天真”和“无聊”同在，“想象”与“恶搞”齐飞，心灵游荡于小人书的大千世界，身体禁锢在现实的“一亩三分地”，不用攀登就到了身心分裂而不辨虚实的境界，当年，我就是这样一个傻傻不分的“精分”患者。
*本文授权转载自 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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