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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生活在战国乱世，民不聊生。“方今之时，仅免刑焉！”面对这样的世道，儒家期待用仁爱、礼仪挽救道德的衰败；墨家主张兼爱、非攻，企图平息战乱。显然，一个是远水救不了近火，一个是良好的愿望而已。那么面对险恶的社会现实，庄子给世人提供了一条怎样的自救之路呢？
庄子不同于儒墨两家，他从入世转到了出世，从社会中寻找出路转为从个人精神世界中寻找前途。为世人解决“涉乱世以自全”的避害全身之法。面对当时政治黑暗，统治者残忍暴虐的普遍情况下，庄子认为与他们的相处非常艰难，且时刻有身披刑戮、命丧黄泉的危险。庄子假借前人之事来说明与统治者的相处之道：颜回用名利之心、仁义之理去游说卫国国君，被孔子否定，并认为颜回有杀身之祸。接着颜回提出了“端而虚、勉而一”，“内直外曲、成而上比”等方法去游说；又被孔子否定了。孔子认为人间一切的祸根来自名利二字，要想摆脱祸患，唯有随机应变，“入则鸣，不入则止”，使心境达到空明的境地，忘形弃智，虚己无名，物我两忘，进入心神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心斋”之境。
人生在世，有很多迫不得已之事；在做这些事情之时，免不了会遇到庄子所谓的两种祸患，即：人道之患与阴阳之患。那么，如何去化解这些祸患，就是一个人的大智慧了。是的，做事而无祸患，这算是很高的智慧了。做事有祸患而能化解，也是很厉害的了。庄子所谓的人道之患，指的是臣子替君主办事，或不免于君主因不满而加害。所谓的阴阳之患，指的是做事时，不免于自己因惶恐不安而染疾。庄子认为，与其每天担惊受怕、贪生怕死，不如将生死置之度外，主观上采取“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态度，一切顺从自然的安排，“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唯有如此，方能避免一切后患。
庄子中有这么一个故事：颜阖问于蘧伯玉，请教如何做卫灵公太子老师的问题。蘧伯玉说：忘记自己，顺从引导他就好。他像婴儿时，你也像婴儿；他无拘无束时，你也无拘无束；他放荡无羁时；你也放荡无羁。这是一种怎样的人际相处之道呢？庄子在这里讲的是“顺物无己”的思想；庄子认为，要说服或改变一个人，首先不能彰显自我，而是要顺从对象，而这种顺从又不能显露行迹，否则将会招致身败名裂。庄子说：“螳臂当车，自不量力”这是因为螳螂把自己的才能看得太了不起的缘故，经常夸耀自己的才能去触犯别人，这就危险了。
那些养虎的人懂得顺从老虎的喜怒之情，伺候着它的饥饱来喂食，老虎与人不同类别却
喜欢喂养它的人，那是因为人们随顺了它的性情；老虎所以伤害人，那都是人们违逆了它的性情的缘故啊。那些爱马的人，也是一样，平时精心照顾宝马，可是一旦有细微照顾不周，马就会怒气冲天，咬断勒口，挣断辔头，损坏胸络。这就是所谓的：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能不谨慎吗？我们已经谈到了庄子的“心斋”、安时处顺、顺物无己的“避害全生”之法。而庄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乱世求生存的法宝。这个法宝就是：无用之用。
身处乱世，有用反而招来祸患，无用却可避害。《庄子》书中有很多描写“无用之用，不材之材”的
寓言故事。栎社树用来造船，船很快会沉没；用来做棺材，棺材很快就会腐烂；用来做器具，器具很快就会毁坏；用来做门户，门户很快就渗出脂浆；用来做柱子，柱子就会生出蛀虫；这是一棵不材之木，无所可用，且这棵树用社神来寄托形体，免遭屠戮，所以能够长寿。那些有用之树，剥的剥，折的折，砍的砍，总之它们“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击于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
”
接着庄子描绘了一个残疾人的形象，他的名字叫支离疏。其形象：颐隐于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要多丑有多丑，可是每次国家征兵时，支离疏却敢明目张胆游于闹市；国家有徭役时，他因残疾而免除服役；国家救济贫病时，他可以领到三钟米和十捆柴。庄子发表感叹道：“夫支离者其形者，犹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又况支离其德者乎 ！”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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