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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者给大众的印象，往往是久坐于书斋中，皓首穷经，少问世事。但正如历史学家孔飞力多次向学生们提及的一句话说的那样：“一个人的思想与他的经历密不可分”，每一代历史学者的写作，其实都在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对话中完成，时代的变动往往也会在历史学者的写作中留下烙印。
当今时代可以被称得上是又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一个“技术爆炸”的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层出不穷的新型技术冲击乃至重构着历史悠久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身处其中的历史学者们也经历着与前辈不同的治史环境。
这是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一方面，当代的学者拥有越来越多地相互交流的平台与机会，在与国际前沿理论进行吸纳和对话的同时，如何在历史研究中把握史料和理论的均衡也成为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非学院派的历史写作者群体成批涌现，他们为大众读者提供了更通俗有趣的历史叙事，也为理解历史提供了更多元的视角，但也因其专业性遭遇诸多的争议。
出于对以上种种问题的好奇，我们采访了一批青年历史学者中的代表人物：仇鹿鸣、唐小兵、张仲民、李硕、高林和羽戈，围绕他们的作品，探究他们与历史结缘的心路历程，倾听他们如何回应时代赋予的机遇与挑战。
本篇是对青年历史学者李硕的专访。更多系列文章会陆续推出。
2020年9月19日《新京报书评周刊》
新史记：青年历史学者与他们的历史写作
（以下系列文章，点击标题可打开）
纵享信息时代之红利，传统史学训练亦不能废 | 专访仇鹿鸣
当代知识人如何迈向更好的公共讨论？| 专访唐小兵
理论很重要，但史料才是根本｜专访张仲民
采写丨新京报记者 李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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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者需要对人类知识有总体性的把握
在十九世纪以前，这类问题并不会困扰着大部分的历史学者。一位历史学家通常也是文学家、自然学家和博物学家。从修昔底德到吉本，文史不分家的传统也不仅是东方史学的特征。仅仅精通于历史研究领域内的知识，只会遭到同行的取笑。
随着19世纪兰克学派和20世纪科学主义的双重冲击，历史写作成为一种职业，不同研究领域的历史学者“隔行如隔山”的现象已是司空见惯。
李硕，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清华大学历史系硕士、博士，现供职于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从事中古军事史、历史地理、边疆民族问题研究。
在颇受读者关注的青年历史学者中，李硕的研究领域相对而言比较冷门。战争史是中古史研究的重要范畴，但由于史料记载的相对稀少，战争过程往往最难刻画，想要还原一场战争的原貌非常困难。即使是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其中真正的战争场面，在《三国志》的记载中也只有寥寥数笔。
在散落史书各处的战争叙述中寻找线索，同时借助最新的史学研究成果，为读者描绘各场重大战役的细节并不容易。骑兵与步兵的作战模式，地理、季节、财政等因素对战事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历史学的范畴。李硕却对于这些战争中的各类细节了如指掌。
李硕特别乐意与读者互动。他曾在网络上用真实身份，公开征询读者对他的著作的看法。各方读者的提问天马行空，但能难倒李硕的并不多见。在李硕看来，辨析史料的真伪，还原战争现场的原貌，与回答读者的提问有相似之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特别需要一种对社会和生活的“基本常识”。
大航海时代之后，西方曾一度流行“博物学热”。在各大洋航行的人们对于世界、自然和社会的一切知识都有着一种迫不及待的渴求。李硕提到，西方的博物学知识传统与他所说的“常识”有着相近之处。一名现代社会的历史学者，不能仅仅局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仍然需要对人类知识的有一种基本的总体性把握。
在众多的历史题材中，战争史似乎最具文学性色彩。自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来，那些记录战争过程的著作往往也被视作经典的文学作品。历史与文学的共通和交汇为什么在战争史的叙事中呈现得最为明显呢？
战争本身是对抗性的，人的本能就是爱看对抗性的事物。比如现在很多电影院上映的大片不乏有战争片，或者至少是谍战，至少得有点对抗性的因素，人们才喜欢看。如今各种竞技类的体育比赛，本质上也是看谁输谁赢的过程，这和读者爱读战争史是一个原因。
我们常说文学善于展现人性，无论人性的光辉面还是阴暗面。战争就为人性的展现提供一个最开阔的舞台，你可以在一场战役中看到各种极端的现象和可能性。同样，乱世也是如此，比如魏晋南北朝，既有的社会规范都被打破了，在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每个人的不同选择，人与社会的多样性就呈现出来了，反而在太平盛世就看不到那么多的可能性。
《南北战争三百年：中国4-6世纪的军事与政权》，李硕 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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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李硕
新京报：虽然读者爱读战争史，但实际上相比于其他题材，中国历史中关于战争的记载还是比较少的，很多历史上杰出将领的战史和经典战役的过程在史书里常常只是寥寥数笔。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李硕：一场战争过程的记录，与其他历史领域不同点在于，往往需要有这场战争的知情人。知情人可以不是参与战争的人本人，但至少得是他的家眷亲戚，只有他们才有条件把战争真实发生的情况记录下来。
另一方面，中国史书自战国之后形成了文官写史的传统，作为文人的史官常常不太懂战争，所以即使有相应的条件他也很难细致地还原出战争的全貌。我在写作《楼船铁马刘寄奴》的时候，遇到的就比较特殊。宋武帝刘裕的战史主要记载在《宋书》之中，而编撰《宋书》的沈约虽是文人，但他爷爷却同刘裕一起打过仗。由于这段家传因素，让他肯定对记录那些战争故事的兴趣比较大。
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很多出名的将帅和军事帝王，但很可惜的是，关于他们的战争故事，你往往写不出特别详细的战记。春秋时期的《左传》中关于战争的细节就比较多，那些贵族能文能武，打仗是他们，留下这些历史记载的也是他们，自己记录自己人的事就会比较清楚，但是战国以后战记就显得比较薄弱了。当然这也不能怪中国的写史传统，实际上人类文明关于战争的详细记录都很少，而我们常拿来作为对比的欧洲只是一个特例。
新京报：相比于其他领域，战争史研究具有怎样的特点？研究战争史，除了需要一般历史学者拥有的基础能力之外，还需要具备哪些特别的素质？
李硕：就战争史而言，研究者需要具备的最重要的能力其实就是在战争过程中辨析史料的能力。这里涉及两个关键因素：时间和地点。研究者要能尽量完整地把涉及一场战争的地点与行动的时间搭配比对，然后尽可能地在不同地形因素的地图上把战争现场还原和再现，对一场完整的战争过程进行复盘。
辨析史料的真伪，应该说还属于历史学的研究能力范围。但是我觉得对于战争史的研究，还需要一些其他方面的能力。研究者需要对战争有比较基础的判断，这是一种基于常识层面的判断。其实我们只要研究人，因为人与社会和自然界中的一切现象都能产生因果互动关系，所以各方面的知识它都是可以拿来运用的，就看研究者能不能把这些不同领域的知识结合起来。有些研究者的史料考证能力非常强，但是他对战争本身缺乏一些常识性的认识，所以研究方向可能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这样再如何研究也只会南辕北辙。这种对于社会和战争的常识上的了解和把握，能够保证研究的大方向不会出错。
青年历史学人“我在看”
《卢比孔河：罗马共和国的衰亡》，[英]汤姆·霍兰 著，杨军 译，中信出版社·新思文化，2016年3月。“欧洲人的史学传统是既能庄重地写历史，又能通俗地讲故事。这本书可以看作是历史写作的教科书。”（李硕）
新京报：这种对于社会和战争的常识性知识，如何去培养和获得呢？
李硕：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现代的教育制度似乎没有有意识地培养这方面的能力。我能够想到的反而是一些偶然因素。就我自己而言，我在十岁以前是在农村长大的，见识过普通农民的生活，这种生活经验对我后来研究古代历史有很直接的帮助。因为古代社会是农业社会，你要研究古代历史，就要对农业生活，对自然界和庄稼有最基本的了解。这种比较直观、感性的认识是在现代城市中长大的孩子所欠缺的。一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在学古代历史的时候，可能是完全无从提起这方面的感觉和认知。当然，人类学和社会学有田野工作的研究方式，但这种带着目的去研究的方式仍然是比较狭窄的。
其实欧洲的教育曾出现过这方面的趋势，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有一路学问叫做博物学。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后，人类开始具备现代知识，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等各种新式学科逐步出现，但是知识总量还没有特别多。所以马克思在他生活的时代，还是认为一个人只要是穷尽你的精力，还是能够把人类绝大部分的知识学完的。但马克思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之后，学科分工越分越细，知识总量爆炸性增长，这种知识的全面性掌握是不可能做到的了。博物学的历史对我们今天仍有借鉴意义，也就是说作为一名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不能仅仅局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仍然需要对人类知识的总体有一种基本性的把握，则会让你在很多问题不至于从一开始就做出误判。
本文系独家原创。作者：李永博；编辑：徐悦东 西西 ；校对：张彦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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