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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康煕年间，吴楚材、吴调侯编辑了《古文观止》，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本书一直到今天，都被当作是古文学习的教材和范本，也成为许多人对古文最为直观的印象。但随着时代的演进，今天的我们所面临的语言环境、文化环境都与过去大不相同。文言文和白话文的断裂，形成了古代世界和现代世界的断裂：一方面，古文早已退出了我们的生活世界；但另一方面，无论是现行的教育体制，还是电视中的古诗词栏目，又让古文成为了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
作为现代人，为什么我们还要读古文？古文不是死掉的文字，过去的文字吗？懂古文，学习古文，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古文应该怎么读？读古文和读古诗词，难道不一样吗？汉语的书写文化传统该怎样传承？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给孩子读古文，又应该如何选择，如何注释？
近日，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杜氏中国文化讲席教授、《给孩子的古文》编注者商伟，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立华做客哥伦比亚大学全球（北京）中心，就“回到古典：文选传统与现代世界”展开了一场对谈。在不久前，商伟在另一场对谈中曾经提到，我们今天阅读古文，并不是为了学习古文写作，“从读者的立场来说，古文阅读需要培养两方面的能力：一是古汉语的能力，一是文学阅读的能力。”
《给孩子的古文》，商伟 编注，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4月版。
历史上不断发生文字死掉的事情，但将古汉语比作拉丁文是一个误区
1916年，胡适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首次发表了“文学革命”的“八不主义”，并自此揭开了胡适版白话文运动的序幕。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白话对中国近代文字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百多年过去了，对于今天的许多人来说，以文言文为代表的古汉语早已日渐衰微，似乎已经成为了僵尸，成为了历史的化石。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商伟对此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在他看来，之所以出现古文的恶名化，学界也需要负一定的责任，“实际上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古汉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工具，为我们打开了通向过去的通道，可以了解历史的兴亡和古人的哀乐。阅读古文足以启迪心智，增长智慧和见识，也可以培养我们的文学敏感，丰富审美感受，加深对他人的同情与理解，从而成为更好的现代人。”商伟认为，长久以来，学界存在一种误区，将古汉语比作拉丁文，而实际上这种可比性非常之小，“拉丁文是被废掉了，可是我们还在用汉字，古汉语也是用汉字写的，所以完全不具有可比性。拉丁文和拉丁语的关系，跟我们的古文和口语之间的关系完全不一样。”
商伟说，在历史上，文字特别是拼音文字死掉的事情并不鲜见，在英语国家和地区，因为发音的改变，很多人读不懂中古英语，“在中古时代，英语的拼法很不规范，到了约翰逊博士编撰英语词典之后，才逐渐规范化、标准化。”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日本，之所以今天的日本人读不懂《源氏物语》，正是因为这部创作于10世纪的作品，采用片假名拼音拼写当时的口语。但汉字并不依赖于口语，不会随着口语的变化而发生巨大变化，这就是它为什么能够历久不衰的原因，“我们的书写文字可以有跨越时空的延续性和普遍性。”
从左到右依次为：杨立华，商伟，李春颖。
“没有任何人证明古汉语跟所谓的白话是属于两套不同的语言文字系统。”商伟指出，古汉语和白话最大的变化在于词汇，但这种变化虽然存在一定的区别，却并不惊人，“实际上古汉语单音节字的字意，常常还是保存在现代汉语的双音节的词汇里面。‘走’原来是跑的意思，现在变成‘走’了。‘睡觉（jue，二声）’，原来是睡醒了，现在变成真是‘睡觉 (jiao，四声) ’了。”商伟说，正是因为我们长期低估了古汉语和白话之间的延续性，造成很多人学古汉语的障碍，“我们在反省中国的书写文化至关重要的根本的问题上，其实有巨大的误差。”
在此之前，商伟在《读书》上连载了《“五四”白话文运动闹了一场历史误会》，文中提到，中华帝国至少存在着两类为帝国官方所承认的通用的文字书写类型，用裘廷梁、胡适的话说，就是文言文和白话文，“与文言文相比，白话文更接近口语的风格，但仍是一种书面语，与实际的口语还有相当的距离，不仅体现在词汇上，也涉及句法和语序。但也正因为如此，白话文才跟文言文一样具有了跨地区的普遍性。”也就是说，把白话文定义为口语的书写形式，从一开始就不成立。而这意味着，白话文和文言文，是同一个汉字书写系统中两种相互依存、彼此渗透的类型，绝非对立关系。
好的古文学习，比古诗词学习更加重要
“中国古代也不是只有文言文。”杨立华说，文言文和白话文的断裂，实际上是生活世界的断裂，是古代世界和现代世界的断裂，所以不能过分强调文字上、语言上的问题。杨立华以《朱子语类》为例，认为这是一本非常好的古代白话文，而文言的出现实际上跟载体（竹木简）有关系，“必须在那么粗笨的载体的情况下，容纳非常大的思想信息含量，我觉得这是文言带来的绵延不绝的传统。实际上这个传统在我们今天也有延续，即口语跟书写文字的区别。”
《朱子语类》，【宋】黎靖德 编，中华书局。这本书是南宋大儒朱熹与其门人对答的集录。全书共一百四十卷，朱子殁后，黎靖德收集其门人分记的语录，以口语式的文体记录下来，将之编辑成册，并按其内容分类为二十六个项目。
杨立华强调，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古代生活世界跟现代生活世界之间有巨大的断裂。另一方面也要知道语言的塑造对生活感受各方面的连续性。“比如你在街边，看到不良少年打打闹闹，其中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说：‘你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我当时内心想，你看我们的不良少年张嘴就是《尚书》，文化的底蕴深厚。比如你打个喷嚏，你会说有人想我，《诗经》就是这样表达的。我们常说‘麻木不仁’，那是古代医书里面讲的。”杨立华以此为例，认为从这方面来讲，古文不仅是活的，而且具有强大的精神活力，以各种曲折的方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也进入到我们文字的思想世界。
这让以主持人身份参与对谈的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副教授李春颖，联想到为我们所熟知的古诗词，特别是“诗词大会”等节目的播出，更在大众当中兴起了背诵古诗词的热潮。而且，对文学素养的培养不仅是我们生活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也是教育过程中的重要部分。
那么，古诗词学习跟古文学习到底是什么关系？作为现代人，在学习背诵古诗词和学习古诗词当中，我们能够汲取哪些养分？
“所谓古诗词，它是古文的一种特殊的表达形态，实际上还是要以古文为基础，才能真正理解古诗词。”商伟赞同了从古诗词进入古汉语学习的做法，“它有一种节奏，哪怕《诗经》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它能把你带进去。四字句对我们有一种魔法，小孩不解其意也能记得。”但他同时也强调，对古诗词的学习，并不能替代古汉语学习。商伟并不认同古文是基础，诗词是特殊表达形态的说法，他认为读诗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就文学阅读而言，我特别强调的一点，实际上古诗词是非常困难的一个领域，我们说诗无达诂。”
杨立华则强调了在语文学习过程中，对汉语美感的理解、对汉语音乐性把握的重要性，“每个语言都有自己的节奏。而且我有一个想法，语言节奏跟身体节奏是一致的。”杨立华说，古典诗词恰恰表达了汉语语言节奏的某个方面，但诗歌里所传达的节奏，与我们的生活世界的节奏距离更远，反而是散文当中所传达出来的节奏更为一致，因此他认为，“好的古文的学习，其重要性要超过好的诗词的学习。”
直接经验的匮乏，意味着文学经验的缺失
与商伟的成长时代不同，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极为丰富的世界，但商伟认为，这同时也是一个失去了直接经验的世界，直接经验的匮乏，意味着文学经验的缺失。“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会写什么？作家没有直接的经验以后，他能写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不能整天穿越，穿越也要有直接经验的基础才行。”
“古文给我们提供了什么呢？古文给我们提供了现实世界里失去的美好的经验、美好的瞬间。让我们知道，世界可以是另外一个样子。”商伟说，在现代城市生活之中，孩子如同瓶子里的豆芽菜，不知道土壤是什么感觉，下面见不到地基，上面看不到月亮，生活在一个人工隔绝的环境之中。杨立华认同了这一观点，“我们今天生活是极度空洞的，这恐怕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一个事实。”
“四到五年的时间没有一首普遍打动人心的流行歌曲，最近的一首应该是《凉凉》吧。”杨立华说，“生命本身是丰富的，怎么能把丰富的生命活成如此单调呢？”而从这一点出发，正是古文跟现代世界、现代生活的关联，“只有回到比我们现在丰富得多的东西里去，才能赢得丰富的心灵。”
既然学习古文如此重要，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如何给孩子选择古文呢？古文真的可以观止吗？商伟从《文选》谈起，提到了从古到今一直都存在着的文选传统，“中国是一个选本文化异常发达，甚至过度发达的国度。”
《古文观止》为什么被大量提及？因为《古文观止》在今天那么多的文言文选本当中，还是不可替代的，比其他的古文选更具有可读性。但这个选本其实也有局限，比如它的选择范围非常局限，重先秦两汉和唐宋，而且其中的很多篇目也并不适合今天的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商伟说，古文其实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在中唐时期，韩愈复兴古文，这里的古文是一个狭义的概念，是跟骈文相对而言的，但今天的古文选本、选家，基本上兼顾了古文和骈文，“对于古文来讲，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读的是‘文章’，因此古文从定义来讲，它应该属于散文的范围，散文是非叙述性的文体。”
“‘古文、作文、周树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把他们三个搞在一起了，反正孩子是不想念的。”为什么孩子对古文不感兴趣，对古文这么害怕？商伟认为，原因并不在古文本身。为此，商伟编辑出版了《给孩子的古文》一书。他以诸葛亮的《诫子书》为例，提到当时诸葛亮的孩子不到八岁，未必完全能读懂，但这些忠告让他的儿子受益终身。学习古文也是如此，首先需要给孩子一个开始，让他们接触古文，但这种学习是伴随着他们成长的，“让他们长大以后，回头再来读这些古文。”对商伟而言，文选不止是一部文选，而是一个入门的门径，“给孩子一个门径，来了解中国的美学，中国的艺术，传统的人生经验，历史想象等等。”
《给孩子的古文》中所选的诸葛亮《诫子书》。
作者| 新京报记者 何安安
编辑| 宫子
校对| 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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