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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朴学家继承汉代学者传统，以文字训话为读书治学的基本功，因此许慎的《说文解字》为学人必修之课,考证、阐释和研究《说文解字》的著述汗牛充栋，形成专门学科，并进而引发了文字学研究的繁荣和提高。
在文字学的研究中，清代学人首先从《说文解字》入手，通过对此书的研究奠定了其他研究的基础。乾隆初年,扬州盐商、藏书家马日琯就曾刊行过《说文解字》,不久以后著名学者、安徽学政朱筠又重新校订并刻印了这部经典字书。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在治学过程中已发觉到《说文解字》本身的缺陷以及经过长期流传翻刻而出现的谬误，遂致力于对该书的校勘和订正，其中研究最深、成就最大的当属段玉裁(1735——1815)。段氏为戴震的得意门生，擅长训诂及音韵学，尤其对《说文解字》致力最深。他利用一些宋 、元珍稀版本与当时流行的徐铉校定本进行对照校勘，撰成著名的《说文解字注》,这部段氏的代表作在当时引起学术界极大关注,此后直到清末，有许多学者先后对其进行补充纠误和阐发。与段玉裁同时的另一位学者桂馥(1736——1805)也以治《说文解字》见长，著有《说文解字义证》。除《说文解字》外,戴震、江声、王念孙等人也分别在对《仿言》《释名广雅》等古代字书的研究中取得成就。
在研究《说文解字》及其他古代字书的基础之上，乾嘉学者更将文字学的范围扩展到金石学的领域内。鉴于古代钟鼎彝器和碑版石刻文字多为篆隶书体， 反映了文字形义的演变过程，这部分文字资料在解释、印证六书原则，为文字学理论提供依据方面具有很高的可信价值同时，文字学的突破和进展也为研究金石文辞、制度及演变规律者扫了障碍和提供了方便。
清代的文字学者,特别是研治《说文解字》的学者，大都同时能与蒙书。其中钱坫、洪亮吉、孙星衍及经学家张惠言(1761——1802)均以长于小篆著称，尽管他们的用笔基本都受王澍影响，线条圆润光洁，但在结构上更加严谨规范。稍后的张廷济(1768- 1848) 和未为弼则进一步取法于《天发神谶碑》和钟鼎铭文，令人耳目一新。作为金石文字学者，其人大多都有好古尚奇习惯，在这一点上，江声是最典型的人物。江氏曾深究《说文解字》，著有《六书说》，后得知段玉裁专治此学，遂中止研究，并将笔记草稿送给段氏。江声喜欢写篆字,竟独出心裁，以篆书手抄自著《尚书集注音疏》和《释名疏证》，两书最后均按江氏手写篆书摹刻印行，面目别致。据江藩《汉学师承记》载，他平时给朋友的往来信件，也常常用篆字书写，往往“见者讶以为天书符策”。
现代书法家知道《说文解字》的也不少，但有很少人去认真学习这本书，也没有以这本书严格要求自己。从这可以看出，我们现在真的是差别太大太大，现在书法爱好者写的字体虽然逐渐越多，了解的字体也多，唯有不足的是就是没有以前的书法家那么勤奋地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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