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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月10日黎明前几个小时的攀登中，我们这些步速较快的队员被迫数次停下来，在刺骨的严寒中等待最慢的队员赶上来。有一次，我和麦克．格鲁姆、汪多吉在一块冰雪覆盖的岩石上坐了45分钟，等待其他队员到来。我们冻得直哆嚷。大家拍手跺足以防冻伤。但是，对时间的浪费甚至比严寒对我们的打击更令人难以忍受。
凌晨3时45分，麦克说我们在前面的走得太远，需要停下来再等一等。我将身体抵在一块页岩上，尽量躲避从西边吹过来的寒风。我向下面的险坡望去，试图识别出那些在月光下正向我们缓慢移动的登山者们。等他们走近了一段，我已看出费希尔的一些队员已经赶上了我们。霍尔的队伍、疯狂山峰队及台湾人现已混杂成一支长长的、断断续续的队伍。后来，一件奇怪的事引起了我的注意。
下面65英尺处，一个身着黄色羽绒服的高个儿被一个身材小得多的夏尔巴人用一根3英尺长的细绳拉着走。那夏尔巴人没带面罩，正大口喘着气。他正在拖着他的伙伴上斜坡，就像马在拉犁。当这古怪的一对从别人身边走过时，大家都被逗乐了。这种被称为"短绳"的援助弱者和伤病者的方法看来对双方都是危险和极不舒适的。一会儿，我认出来了，那夏尔巴人是费希尔队的爱炫耀的夏尔巴领队洛桑江布，穿黄衣的登山者是桑迪．皮特曼。
向导尼尔．贝德曼也注意到了江布拖着皮特曼的情形。他回忆说："当我从下面走上来时，江布正弓身倾在斜坡上，像一个三角架依附在岩石上，用一根绷紧的系绳支撑着桑迪，看起来既笨拙，又危险。我是不会效法的。"
大约在凌晨4时15分麦克向我们发出前进的号令。我和汪多吉开始以最快的速度攀登以使我们的身体暖和起来。当第一抹黎明的曙光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发亮时，我们一直攀登的岩石台阶变成了由散雪形成的明朗的冲沟。我和汪多吉轮流用大冰镐劈路。5时30分，正当太阳冉冉升上天空时，我们到达了东南山脊的顶峰。此时，世界上5大高峰中的3座在柔和的曙光的映衬下显现出峻峭的轮廓。我的测高器上显示出27，600英尺。
霍尔早已使我明白，我必须等全队人员都在这平台状的栖息地聚集时才能继续攀登。因此，我坐在背包上等待着。当罗布和贝克终于出现在大家身后时，我已等了90多分钟了。在我等待时，费希尔队和台湾队都赶了上来，并从我身边超了过去。由于等了太长的时间，我感到很丧气。落到别人后边也使我很气恼。但我明白霍尔的基础理论，因而只有忍气吞声了。
在我34年的攀登生涯中，我认识到登山运动的魅力在于它对自立、决断和应变以及责任感的强调。但我发现，当作为顾客参加攀登时，我已被迫放弃所有这一切，甚至更多。出于安全的考虑，一位负责任的向导总要循规蹈矩 --他或她根本无法容忍让每位顾客独立做出重要决定。
部分队员的被动性就是这样在登山的过程中被助长起来的。夏尔巴人负责探路、搭建营地、做饭和拖拉全部辎重。这使得我们可以养精蓄锐，大大增加了登上珠峰的可能性。但我却感到极大的不满足。有时我觉得我仿佛没有真正在登山，而是由代理人包揽了一切。虽然为了能和霍尔一起登上珠峰我已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种角色，但我从来就没有习惯过，所以当霍尔早上7点10分到达"平台"顶上并允许我继续攀登时，我感到欣喜若狂。
当我继续行进时，我遇到了江布。他正跪在堆着呕吐物的雪地上。通常，即使他不使用补充氧气，他也是所有登山者中最强健的一员。在这次探险之后，他骄傲地告诉我： "攀登每一座山时，我都是第一个出发并确定路线的。1995 年，我跟罗布．霍尔一起上了珠峰。从大本营到顶峰，我始终走在最前头，所有的绳索都是我固定的。"但在5月10日早上，他的位置却靠近费希尔队伍的尾部。他的翻肠刮肚似乎证明他已严重失态。
前一天下午，江布为皮特曼将卫星通讯电话从3号营地搬到了4号营地。加上他自己的负荷，这次搬运累得他精疲力竭。当贝德曼在3号营地看见他挑着颤动的80磅重担时，他告诉这位夏尔巴人，把电话搬运到南山口并非必要，并建议他把它丢掉。"我不想搬运电话，"江布后来承认，"部分原因是因为它在3号营地只能被将就地用，而在更寒冷、环境更恶劣的4号营地，它是不可能工作的。但斯科特告诉我：'如果你不搬，我来搬。"因此我带上电话，继续将它运到4号营地。这使我感到很累。"
现在江布已经用短绳拖拉皮特曼达五六个小时之久。他们已到达了南山口。这种做法实际上加重了江布的负担，妨碍了他担当他通常所担当的领路和制定路线的角色。他在队首的出人意料的消失对那天的结局产生了影响。他用短绳拖拉皮特曼的决定令人费解，并在事后受到了人们的批评。"我不知道江布为什么用绳子拉桑迪，"贝德曼说， "他忘记了他该干什么和应该先干什么。"
对皮特曼来说，她并没有要求被用短绳拉着。从4号营地出发时，她走在费希尔队伍的前面，但江布出其不意地把她拉到一边，用马肚带挽了一个绳环，系在她的登山安全带的前面，然后未经商量，就把另一端系在他自己的身上，接着便拉了起来。她一再声明江布拖着她上斜坡是违背她的意愿的。但人们不禁要问：作为一个众所周知的过分自信的纽约人是如此的强硬，以至于在大本营上的一些新西兰人称之为"公牛桑迪"），她为什么不直接解脱那段连结她和江布的3英尺的系绳呢，而这一举动只不过需要她赶上去解开安全扣罢了。
皮特曼解释说，她没有把自己和夏尔巴人分开是出于对他的权威的尊重。"我不想伤害江布的感情。'他还说，虽然她当时没注意看表，但她回忆说他只拉了她一个到一个半小时，而不是五六个小时。这一点另外几名登山者也注意到了，而且江布也证实了。
当江布被问及为什么拖拉皮特曼时，他的理由自相矛盾。他告诉西雅图的律师皮特．顾德曼说（他曾在1995年与斯科特和江布攀登过布罗德峰，也是费希尔最信任的朋友），他在黑暗中将皮特曼与丹麦顾客莱宁．甘默尔盖德搞混了。当他意识到他的错误时便停止了拖拉。但在我对他进行的布次录音采访中，江布却令人信服地说，他一直都清楚他是在拖着桑迪，而且他也是故意这样做的，因为"斯科特希望每个人都到达山顶，而我认为皮特曼是最虚弱的队员，我想她会拖后腿的，所以我先照顾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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