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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个女人的面容，是典型的广西女子的面容，有着深邃的眼窝，蜜蜡般的肤色。
广西地处南疆，它的炎热，它的苍翠田野、碧绿深海和喧嚣街市，赋予这个女子某种特质，类似天蝎座的特质，外表冷若冰霜，内在狂热不羁，让人捉摸不透。
我的出生地，也在南疆。我身边，有许多长相酷似她的女子，常年穿着黑色长衫，顶着斗状片编织的宽檐帽，在雨地，或是在太阳底下辛苦劳作。
这些女子，沉默不语，来去匆匆。没人知道，也没人有兴趣打听她们在想些什么。
她们沉默的身影，在我的青春岁月，顽固地占据着一角。
上世纪的九十年代，整整十年光阴，我在跟自己的青春苦熬，得不到和解，也许所有人的青春都这么激烈。
幸亏，那时有文学，我靠订阅一些文学杂志来完成精神喂养和自我救赎。
在我年轻的眼睛里，一些女性的名字，像珍珠一样熠熠生辉：王安忆、方方、池莉、陈染、迟子建……当然，还有她，一个很重要的“她”：林白。
2、
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让我得以窥见一个女性的成长史。她勇敢而坦荡，文字如绸缎自光阴深处滑过，开合，逶迤，然后打一个漂亮的收梢，慢慢隐远……留下有些怔忡的我，被这些文字所伤，不能动弹。
我是小县城姑娘，除去上学，有一大半的时间在野地里疯玩。学校四周，就是树林、河流和田野。在那里，我留下了一生都不会磨灭的足迹，随时把自己想象成流浪儿、吟哦的诗人、风中的骑士……
但诗意随着童年的结束而结束，挫折感如约而至。
现在回想，其实第一次挫折，早在童年时期就降临，来自家族聚会。男宾依据惯例，被安顿在厅屋中央，围着八仙桌大碗喝酒，大碗吃肉；而女人，则被潦草打发。我呆呆看着平日跟我一起爬树掏鸟窝的堂兄，他忙着接受礼遇，无暇对我扮鬼脸。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我走近他身旁，大声嘲笑他“狼吞虎咽”，一桌子的人安静下来，目光齐刷刷地射了过来——
我涨红了脸，非常难堪。
也许，大家对我的聚焦打量，只是一种下意识地反应，别无他意。但敏感的我，觉察到来自男性集体的恶意，它凉飕飕，贴地而来，像一条黑色长蛇，昂着头，在人群之中伺机寻找弱者，咬上一口。
如果迟钝，也许觉察不出这种苦痛，能够坦然接受，并迅速模仿，用同样的方式进行反击，从而赢得自己人生课堂的第一个满分。
但我学不来，我口干舌燥，宁肯选择沉默，跟所有沉默的大多数一样。
这样的退让，要等我完全成熟，成长为一个独立女性，才明白这意味着自逐边缘，意味着在家庭，在职场，在我人生的所有主战场，我将选择做一名被动的士兵。
这样的选择，也注定了我的阅读，对立意高远，所谓男性视角的宏伟叙事，从来提不起兴趣，我本能的对生活化，贴己，低矮琐碎的事物有兴趣，对人，一个个弱小的人，卑微的人感兴趣。在我看来，所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在完成一场战争：一个人的战争。
林白的小说，书写的是一个女性从灵魂到肉体的，她迅速攫取了我的目光。
当年阅读她，我是一个有点忧郁的沉默少女。那时，张爱玲还未走进我的视野，我还没有学会心平气和，也没有意识到，即使是对日常生活琐事的描述，也可以开启一个女性书写的神秘世界。
我更在意一些更直接，更有视觉冲击力的表述。
在《一个人的战争》开头，林白对处于青春迷惘期的我，传递了来自成熟女性的经验和焦虑：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
这些文字，带有强烈的硝烟气息，不再是童话王国里绯红的云朵，如棉花糖一般香甜。
放学后，同学们回家，我独自走向原野。春天的原野，时而阳光剧烈，晒得眼冒金光，时而浓云飘过，落下清凉硕大的雨点。大风掠过，农田绿色的作物如波浪向前推进，光线变幻，发出轰隆隆的声响。
仿佛是生命的战鼓。
3、
及至成年，我对女性私己的书写，一直本能地抱有好感，也很依赖。
一晃到了现在，到了一个的岁数，言情剧退出了我的生活，甚至连柴米油盐也退成了背景——我比以往更清醒地意识到，“女人”，或者说，我的同性伙伴们，在我的生命里，是清风明月、阳光雨露一般的存在。
我理解了我幼时常见到的一幕：我跟随母亲去赶圩，被带到外婆面前。外婆在圩场有一个固定的集会地点，类似茶馆，又比茶馆更流动开放，聚集着一大堆跟她年龄相仿的老婆婆。她们穿着风格一致的黑布长衫，随意坐在地上，笑眯眯地，互相亲热问候，家长里短。
我的外婆长寿，一直活到九十九，我想，与这固定的圩场聚会不无关系。
我一直热衷的女性书写，无非是另一种形式的“圩场聚会”，我跟我的外婆一样，对分享生活，寻求支撑和同盟有着最真切的需求。
只是，这种类似“圩场聚会”的文字表达，地位一直有点微妙，上不了台面，按有些人所说，就是没有格局。
有的格局，是连写条狗都要扯上国家大事的。
4、
如今，偶尔也会去书店，会在文学杂志架下徘徊，上世纪的热血正一点点冷去，再怎样的用力，都回不去了——那消逝得太过久远的记忆，仿佛置身事外的陌生人，既隔，且阂——作者，读者双双老去。一些崭新的面孔，愈靠近，愈疏远。可能是气场不对了，不再能引起我的共鸣。
总之，都过去了。仿佛历经一场青春的梦，倏然醒转，“林白”这个名字，注定也要被轻轻翻过去吧？
摊开她的随笔，《妇女闲聊录》、《万物花开》，看她那些九十年代的照片，早已荒寂的颜色。世俗生活里，她似乎一直占不了主动位置。当年的成名，给她带来的是的挫败。
《一个人的战争》出版了，她却失业了，离开京城那家文化媒体，她居家写作。后来的一次，她去求职，无果而返，挫折感压得她透不过气来。她避开人群，不乘电梯，摸黑走楼梯，一走竟走了十九层楼。回到街面，她写寒风中的草木，仿佛一群哑巴，怒目苍天。
我看到这里，心上，如石碾子一样重重轧过去，伤筋折骨。
字里行间，她仿佛不快乐。是真的不快乐。这种不快乐，来源于精神世界。所有俗世的枯败和不遂意，并不会影响到她这种女子，惟有精神层面的不快乐，让她无以遣怀。
在她的身上，我仿佛又见着更遥远年代里的那些女子，茨维塔耶娃，普拉斯、塞克斯顿、狄金森、伍尔芙。因写作，人世并没有额外回赠她们一丁点的好处，反而增添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精神痛苦。
最后，人世唯一赋予她们的，是一个女人的名字。这些女人，绚烂而痛苦地活过，然后静静死去。
林白的脸，渐渐被孤独所侵蚀，渐渐陌生，我曾经被这张似曾相识的脸所吸引，如今面对她，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也许文学本身，自挫败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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