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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公时期任用商鞅实施变法，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因此商鞅的法治思想也在秦国大行其道，对秦始皇及秦朝政治产生着重要影响。商鞅及商鞅学派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商君书》中，主要观点包括：
1.历史进化思想与人性好利说
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传统中，有着浓烈的复古主义倾向，儒家和道家都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倒退的，今不如昔。这种观念不利于新思想的产生和社会变革的进行。商鞅则抛弃了这种落后、陈旧的观点，提出了历史进化的理论。
他认为：在上古昊英时代，人口少而树木和野兽多，人们就靠伐木和猎杀野兽生活。在神农时代，人们开始男耕女织，大家分享劳动成果，不用刑罚政令而社会就可以得到治理，不用战争就可以选出首领。
神农死后，人们“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所以黄帝创制了“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对内施以刑法，对外动用军队，建立了国家机构。时代在变，社会在发展，政治制度也应该随之变革，因循守旧将难以适应社会的实际。“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
他主张：“不法古，不修(循)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反对复古，反对安于现状，认为改革就应该顺应时代，改变现实。商鞅的这些论述，为政治上的变法和创新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商鞅认为，人民的本性是趋利避害。“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民之生，度而求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追名逐利、好逸恶劳、贪生怕死是人的自然本性，“民之于利也，若水之于下也，四旁无择也。”
它伴随着人的一生，“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国君要想治理人民，就必须利用人的这种特性。对于人民来说，最劳苦的事是耕田，最危险的事是战争，要想让人民去做他们所不愿做的这些事，就必须用名利对人民加以利诱，用刑法加以逼迫，所谓：“非劫以刑而驱以赏莫可。”
“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使“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商鞅及其学派对人好利本性的认识和论述，奠定了秦国奉行奖励耕战，严刑酷法政策的理论基础。
2.奖励耕战与利出一孔
出于战国时代兼并战争的形势需要，商鞅认为实力是决定一个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无力者其国必削”，“多利则国强”,“国好力者以难攻，以难攻者必兴。”这里的“力”,指的是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尚力也就是重视“农战”。
《商君书》把农战提高到决定国家兴亡和君主安危的高度，指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为此，商鞅提出国家应采取一系列具体的措施来奖励耕战，例如，通过“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的办法，吸引三晋之人来秦国开垦荒地。
农民生产的粮食多了，可以换取国家的官爵，从而享受政治上的特权。“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战争艰苦而危险，人民惧怕战争，更厌恶战争。为了让人民勇于作战并乐于作战，秦国规定了“斩首计功”的基本国策，“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
斩杀敌人，可以获取更高的爵位，享受更高的特权。逃避战争或在战场上败退，则被处于严酷的刑罚。《商君书●去强》篇说：“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赏则死。”这样，在全国上下形成一种避战不能避刑，非战不足以避害的形势，即使胆小懦弱之民也有了作战的动力和勇气。“民见战赏之多则忘死，见不战之辱则苦生。赏使之忘死，而威使之苦生。”
在严刑酷法的威逼和高官厚禄的引诱下，造成全民皆兵和闻战则喜的局面，“民之见战也，如恶狼之见肉也。”商鞅学派把重农与兴兵看作是国家走上富强之途的两翼。“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淫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
兴农的目的是为了国富，国富便可蓄积战争的实力，并且为重赏有战功者提供物质基础。为了保障耕战，应采取国家立法的手段，使人民只有通过耕战才能取得利益，把除此之外的一切利益渠道加以堵死，即所谓“利出一孔”，这关系到国家的兴亡盛衰。“利出一孔，则国多物。利出十孔，则国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乱。”
“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为了确保“利出一孔”的思想转化为国家政策，必须打击一切不利于农战的人、事与思想，实施“壹教”。“故当壮者务于农，老弱者务于守，死者不悔，生者务劝，此臣之所谓壹教也。”排斥农战以外的一切行业和学说。
3.厉行法治与轻罪重罚
商鞅学派认为，法是治国之本，是君主的凭借。“以治法者强，以治政者削。”实行法治可以避免由于人治造成的随意性和偶然性，使国家按照既定的路线和方向运行，保证公正和国家利益。
“爱人者不阿，憎人者不害，爱恶各以其正，治之至也。臣故曰：法任而国治矣。”法治优于人治，所以即使圣明的君主和忠诚的大臣也应该遵循法律，“故有明主忠臣产于今世，而能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
商鞅学派甚至认为法律是万能的，不仅可以禁止人们为奸，甚至认为法律可以成就人的道德，“所谓义者：为人臣忠；为人子孝；少长有礼；男女有别；非其义也，饿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法律不仅可以涵盖人的道德，而且完全可以取代道德，这种观点显然是极端和片面的。
商鞅学派主张轻罪重罚，认为这样才能保障人民奉公守法。‘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故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
认为执行刑法，如果加重刑于轻罪，那么，轻罪就不致产生，重罪也就无从出现，这叫做“在治的形势下去治”。执行刑法，如果加重刑于重罪，加轻刑于轻罪，那么，轻罪就不会根除，重罪也就无从消灭。
这叫“在乱的形势下去治”。所以加重刑于轻罪，结果刑罚不用，而事业可成，国家也就强了。商鞅这种“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的思想，是在为统治者向人民滥施淫威制造理论。
4.文化专制与以吏为师
在主张“农战”为治国之本的同时，商鞅学派极其重视思想文化对政治、经济的反作用，主张实行“壹教”,也就是壹之于“农战”,凡与“农战”无关特别是相对立的思想、知识学派和学说，皆在排斥打击之列。如果任凭知识分子宣扬自己的学说，就会分散人民专心农战的注意力，因此，尊敬和任用知识分子的做法就是“淫道”。
“奚为淫道？为辩知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压制“士”即知识分子，是商鞅学派文化政策的基本特色。在意识形态上认为：“《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为十种“国害”，“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
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因为“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耍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教，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学习儒学的士人对于农战的不利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
建立单一的意识形态，对于国家强盛是十分必要的，“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
商鞅学派排斥知识分子及各家学说，主张在全国范围内贯彻和执行法律，最终达到“无刑”和天下大治的目的。“故圣人立，天下而无刑死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
故明主因治而终治之，故天下大治也。”国君把法律制定的明白易懂，又有法官、法吏作指导老师，为人民解说诠释，就能使人人懂法守法。“郡县诸侯一受宝(“宝”,高亨认为当为“赍”,意为“送”之意。)米之法令，学问并(其)所谓。吏民(欲)知法令者，皆问法官。
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遇民不修(循)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法官和法吏向人民宣讲法律，人民也可以以法律来监督官吏。
通过以法为教和以吏为师，提高法官及法吏的地位，用法律的宣传和教育取代其他学术流派，统一人民的思想。这也是商鞅学派文化专制的重要特色。
参考资料：《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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