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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雪林发现屈赋里隐藏着大量的域外神话。例如《九歌》是对域外十神的描摹，《天问》中的域外文化因子则随处可见。屈原可能正是吸收了众多的域外神话、宗教等知识，并纵其天才，写就了流传至今的屈赋来。
《九歌》中的十神，其死神乃大司命，其域外源头是西亚死神尼甲。中国古籍中还有其他名称如巫彭、巫咸、梁父、城隍等。此外，还有兼具死神神性的水神河伯、太阳神东君。
太阳神东君
西亚神话中死神是维护公平和正义的裁判官，是盟誓的见证者，具有死神神性的水神哀亚还是智慧神，是文化和文字的创造者，这些皆是屈原作品所蕴含并经苏雪林揭示出来的，故我们说屈原自然深知这些中外神话。在屈赋中，屈原提及死神巫咸者有8次之多，苏雪林因此认为屈原是一个死神崇拜者。《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也记载了屈原对渔父劝告的回答，他说“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或许正是屈原对中外死神神话的这些理解，让他在决意以死明志，决心“从彭咸之所居”，有意选择五月这个“死神月”，甚至是“夏至日”这个死神下界日或诞辰日赴死，且死亡地点选择水神兼死神所居的水域。如此说来，尽管端午节中的许多民俗非因屈原而来，但确又跟主动选择五月投江的屈原有着内在的关联，这应该也是纪念屈原能够融入端午节俗中的原因之一。
虽然纪念屈原不是五月五日民俗及端午节俗的起源，但也确实参与了端午节日的构建，并且在端午节俗中越来越受重视，乃至越到后来，人们忘记了五月民俗才是端午节俗的最主要源头，而将纪念屈原看作是端午节俗的唯一起源了。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当然跟人类遗忘的天性及屈原确为五月水死有关，同时还有两个因素也是形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一是屈原忠诚为国、志行高洁，因忧国忧民而自沉汨罗江，后人哀其志悯其情，生发出很多追悼活动。早在六朝时期就有这样的文献记载，如吴均《续齐谐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宗懔《荆楚岁时记》亦载：“ 是日（五月五日）竞渡。按：五月五日竞渡，俗谓屈原投汨罗日，人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至今竞渡，是其遗俗。”可见，六朝时在五月五日已普遍祭悼屈原。二是历代官民对屈原的推重也是使其成为端午节俗的重要原因，这样就由过去的单一驱灾避邪五月节俗演变为驱避与追悼兼有的二重主题的端午节俗，如此一来，五月节俗因增加了爱国主义精神从而提升了它在官方和民间生活中的地位，这种传统爱国主义精神因依托了岁时节俗而能够持久有效地传承。甚至可以说，正是历史伦理融入民众的时间生活，才造就了民族文化的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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