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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革命史，回顾红军成长史，无法绕过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李德。
李德其人
李德，曾化名华夫，德国人。生于1900年，故于1974年。李德于1932年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来到中国，被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聘为军事顾问。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推行错误的军事指挥，使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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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遵义会议中，李德的错误指挥受到了批判，被取消指挥权后，李德随红军长征到了延安。1939年返回苏联，1941年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1954年回到德国，先任德文版列宁著作的责任编辑，后任东德作家协会第一书记，著有《中国纪事》一书。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李德刚好随博古到达苏区。由于李德极力推行“不让敌人蹂躏一寸土地”、“消灭敌人于阵地之前”、“用鲜血保卫苏维埃”等新的作战原则，实行“短促突击”、“以主力拼主力”、“以堡垒对堡垒”的新战术，使一贯擅长于避实就虚、东游西击、能征善战的游击战红军，失去了自己的特长、优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死打硬拼，必然使红军四面碰壁、处处被动。比如红一军团，从1933年10月到1934年4月，先后打了黎川、云盖山、大雄关、丁毛山、凤翔峰、三岬嶂、乾昌桥和广昌等战斗，除了凤翔峰、三岬嶂两次战斗苦守阵地取得小胜外，其余都打了败仗，且损失严重。比如1933年12月的丁毛山战斗，一师三团9个连队竟然存亡了13个连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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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广昌战役，1934年4月国民党北路军陈诚，指挥11个师进攻广昌。以博古、李德为首的左倾领导决定调遣一、三、九军团9个师坚守广昌，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被压缩到了广昌一隅。结果，战斗先后持续18天，红军伤亡5500余人，占参战总兵力五分之一。4月27日，陈诚指挥10个师从多方向同时发起总攻，红军不得不于当晚撤出广昌。广昌战败，最终导致中央苏区不得不放弃，中国红军不得不突围长征。
李德的作战指挥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损失，使广大红军指战员痛心疾首，贺龙当面责骂李德“崽卖爷田不心疼！”为此，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受到批判，被取消最高指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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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的错误指挥，给中国革命造成损失是显而易见的。人们不禁要问：李德是如何到中国的？又为何能成为中国红军的“太上皇”呢？
李德来到中国
说起李德来中国，既简单又复杂，既有必然性又有偶然性。话得从牛兰夫妇被捕说起：
1931年6月1日，共产国际的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英国警察逮捕。在其携带的文件包中，搜查出一个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政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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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是英国殖民地，上海又有英租界。于是，上海英租界警务处迅速查实了住址姓名：户主为牛兰夫妇，持有比利时和瑞士护照。牛兰夫妇随即于6月15日逮捕，并在其家中搜出了密码和账本。此即著名的牛兰夫妇被捕案。
牛兰的真实姓名是雅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1894出生于乌克兰一工人家庭，曾入圣彼得堡军事学校学习。1917年2月，在推翻沙皇统治的战斗中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时率队攻打冬宫，1918年入选“契卡”，1924年调入共产国际联络部，1927年到上海，1929年起全面负责中国联络站工作。中国上海联络站的任务有三项：一是完成共产国际及远东局、青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共及亚洲各党的电信往来；二是为赴苏学习、开会人员办理各种手续；三是接收共产国际从柏林银行的转款，分发资助中国及东亚各国的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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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由于牛兰夫妇坚守秘密工作制度，即使被捕并搜查到通信密码和资金账簿，由于其身份和工作性质都无法查实，租界当局也无可奈何。但此前两个月，恰好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因工作原因，顾顺章又与牛兰夫妇相识。于是，牛兰夫妇被指认后引渡。
在此严重情况下，共产国际着手组织营救。营救任务交给了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远东情报局的上海工作站。该站负责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谍报之王理查德·佐尔格。佐尔格的公开身份，是德国报纸《法兰克福新闻》驻上海记者。佐尔格接受指示后，便全身心投入营救工作。中共中央也派出得力干将潘汉年（时任中央特科情报科长），大力协助佐尔格开展营救工作。
工作中，潘汉年告诉佐尔格：除公开 请宋庆龄、斯诺等人出面活动外，还应针对办案人员有收受贿赂的习惯，用金钱开路疏通关节，再高价聘请律师作开脱辩护。江苏省委书记任弼时，就是多管齐下安然获救的。佐尔格听后，急电莫斯科，要求立即派专人送两万美元到上海。
苏军总参谋部接电后，马上采取行动。送款要跨越西伯利亚，穿过中国东北，而东北当时已被日本控制。因此，为保险起见，选派两人各带两万美元。选定的两人均有十年以上党龄的德共党员，但两人互不知情，分别走不同路线。最后，两位送钱的德共党员，都出色完成了颇具风险的送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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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送款员，一个叫赫尔曼·西伯勒尔，一个叫奥托·布劳恩。而后者，就是后来的李德。
布劳恩比佐尔格小4岁，却比佐尔格早一年加入德共。布劳恩出生于德国慕尼黑，是工人起义中的积极分子，曾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英勇战斗，期间曾先后两次被捕，后成功越狱逃往苏联。当时，布劳恩刚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分配到总参谋部，受领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往上海送款。
说来，事情就那么巧合。两个送款员中的赫尔曼·西伯勒尔，完成使命后便迅速回国复命，但布劳恩却在上海遇到了两个熟人：一个就是当时的共产国际远东负责人尤尔特。尤尔特也是德国人，且在德共中有较高的地位，因与德共负责人台尔曼意见不合，被共产国际调来上海。在德国时，布劳恩就曾与台尔曼一起工作过，可以说是老相识了。
另一个就是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在苏联时，布劳恩是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博古在中山大学学习。两所院校都在莫斯科，当时两人就认识。
三个老相识，在百色恐怖的上海相遇，虽身份各异，但都身负重大使命，既十分兴奋，又分外亲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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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劳恩来华前，刚好王明去共产国际工作，临走前推荐博古出任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当时的军事斗争已成为革命斗争的首要问题。而博古年仅24年，虽从事过学运、工运，却没有搞过农运、兵运，没有接触过武装斗争，也没有学过军事，作为一个出家门进中山大学门，出校门即进中共中央机关门的年轻领导者，要指挥真刀实枪的革命战争，深感力不从心！恰恰这时，来了个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生奥托·布劳恩。博古就把这个老熟人留了下来。从1932年到1933年，博古与布劳恩在上海整整相处了一年。
时至1933年春，上海的白色恐怖使中共中央难以在上海立足。于是，博古就去江西的中央苏区，并动员布劳恩一起去苏区。
布劳恩虽知到苏区的艰辛，可他的身份也不乏去苏区的勇气，但他是苏军总参谋部的人，而不是共产国际的人。所以当优尔特代表远东局征求他意见时，布劳恩想转变一下身份，就提出一条件：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
后来，经远东局几次催问，在博古离开上海前收到了共产国际正式但含混的答复：“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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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共产国际为何会发出一个“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的答复，是基于如下考虑:
从20年代起，共产国际就对中国革命给予了极大重视，并先后派出不少著名人士来中国指导革命，如：
维经斯基来华，在“南陈北李”中穿针引线，推动了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
马林参加了中共一大，会议期间以其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当有人来开会场探视时，果断提议休会、转移，避免了重大损失；
鲍罗廷在华5年，大革命时期在中国政坛上影响深远；
米夫是布尔什维克中著名的“中国通”，提出中国应该首先在农村建立农村苏维埃；
罗明纳兹为中共“八七”会议起草《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主张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对中共中央转变斗争总方针起到重要作用。
2020包邮书籍大专士兵考军校资料专升本军考教材国防长征试题¥460度小店月销1购买以上诸位，都是老资格的革命者，但这些老资格革命者又都在中国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批评。所以自罗明纳兹以后，驻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只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不再享有决定权。
成为直接、全权指挥红军的顾问
共产国际明示布劳恩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可布劳恩到苏区后，为什么又能够成为直接、全权指挥红军的顾问呢?
问题出在哪儿呢？问题还是出在中国人自己身上。
布劳恩到达苏区后，在开始参加的军事会议上，他曾说明：他的职务只是一个顾问，没有下达指示的权力。但博古却不这样看，不但给他起了一个中文名字，还给他抬轿子吹喇叭，递给他一柄“尚方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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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在欢迎会上介绍说：我们在这里召开一个特别会议，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为了保密和顾问同志的安全，会后对他的称呼一律用中文的“李德”。李德同志是一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又是一位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他来到中国，体现了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和红军及中国革命的深切关怀和巨大支援！也体现了这位老革命家和军事家的国际主义精神和献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
除此，作为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的主要领导，博古进一步说：今后，李德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身份列席中央及军委会议，参与党和红军各项方针政策的研究和制定，特别对军事战略、战役和战术，负有指导和监督的重任！
博古的这一番话，完全超出了共产国际关于“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这一精神。博古之所以会讲这一番话，也许是年轻而又不懂军事的他，需要身旁有一个钟馗，以建立和巩固自己在党和红军中的权威，李德就扮演了这样的一个洋钟馗！
自此之后，中央的工作程序作出了如下改变：前方来的电报，都要是先送到李德处，由李德批阅后再送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周恩来根据情况，一般问题自己单独处理，重大问题提交军委或政治局讨论。也就是，最先处置权已统统交给了李德。于是，李德就成了红军作战指挥的“太上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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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的作者金一南将军在书中评论说：
历史链条的某些关键环节，总由一些五光十色又啼笑皆非的怪圈组成：
没有那个倒霉的共产国际信使在新加坡被抓，哪会有牛兰夫妇在上海被捕？
没有那个不甘寂寞的顾顺章在武汉街头变魔术被抓叛变，哪会有牛兰夫妇身份的暴露？
没有苏共和共产国际对牛兰夫妇的全力营救，苏军总参谋部哪会派出军校刚毕业的布劳恩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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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接受到中国送营救专款的任务，布劳恩哪会在中国和博古重逢?又哪会有一个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哪会使本已曲折艰难的中国革命增添如此重大的损失？
要说命运的话，这就是李德的命运，也就是中共的命运、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
（参考资料：金一南《苦难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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