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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自从庚子年入京后，随着他社交的广阔，好友自然就多了起来。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中不无欣悦地说:“吴竹如近日往来机密，来则作竟日之谈，所言皆身心国家大道理。渠言有窦兰泉者（序:云南人），见道极精当平实，窦亦深知余者，彼此现尚未拜往，竹如必要予搬进城住，盖城内镜海先生可以师事，倭艮峰先生、窦兰泉可以友事。师友挟持，虽儒夫亦有立志。”
明师良友在旁，“虽懦夫亦有立志”，可见曾国藩对明师良友的珍重。他在京城的十二年，也正是他勤学苦读的十二年，在这十二年的时间里，他的学识增进了很多，思想也日臻成熟，在修身治学上可谓收获颇丰。这些成绩的获得，与他“近朱者赤”的择友观念密不可分。他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弟的家书中曾颇为欣喜地说:“吾友吴竹如格物工夫颇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已未年起，今三十本矣，盖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书，故所读之书，句句皆切身之要药。”
这也正是曾国藩后来所借鉴的，他的日记、家书、家训之众，内涵之丰，恐也由此而受倭艮峰的启发。又说:“……树堂极为虚心，爱我如兄，敬我如师，将来必有所成，……吾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侗，令人对之肃然；吴竹如、窦兰泉之精义，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吴子序、邵蕙西之谈经，深思明辨；何子贞之谈字，其精妙处无一不合，其谈诗尤最符契。子贞深喜吾诗，故吾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冯树堂、陈岱云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镜海先生，吾虽未常执贽请业，而心已师之矣。”（《家书》，卷一）
从此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师友的学识品行的赞赏欣悦态度。也正是这些仁人良儒的才华和学识，鼓舞了曾国藩上进治学的勇气，也成为他不断地充实、拔高自我德业的最佳助手。与圣人谈，不圣亦贤；与贤士交，心不贤身贤。在众多的贤士才子组成的浓郁文化氛圈里，曾国藩如何能不进步呢？
他从何子贞所精通的《仪礼》《汉书》《说文》诗、字五件里，感觉到自己只通诗、字的差距，便努力向人家学习，从亲身实践自已心得的镜海先生、艮峰前辈、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那里；从苦研经书懂得道理的吴子序、邵蕙西那里；从能诗善文的何子贞那里；从才气横逸奔放的汤海秋那里；从英武气度逼人，志向远大而心神平定的黄子寿那里取人为善，并与人之善，日渐加深着自己“赤”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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