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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中央社记者访问延安
在谍战电视剧《风筝》里，有一段中共地下党员、军统大特务郑耀先，伪装成中央社记者到延安采访的故事。在历史上还真有这么一个相似的人物和事件。当然，郑耀先所肩负的挖出内鬼“影子”的任务，应该另当别论。
1939年9月9日，重庆全国慰劳总会组织的前线抗敌将士北路慰劳团到达延安。随团人员中有三位记者，分别是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扫荡报》记者耿坚白、
《新民报》记者张西洛。
第二天，毛泽东主席到招待处拜访慰劳团，并设宴招待他们。晚上，毛泽东主席陪同慰劳团出席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的，有一千多人参加的欢迎大会，并致欢迎词。
针对当时的形势，义正词严地提出，全国人民拥护抗战，拥护国共合作，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告诫国民党，要做亲者快仇者痛的事，而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事一件也不要做。
毛泽东讲话之后，慰劳团总团长张继、北路团长贺衷寒接着讲话。
张继非常激动，他在谈到“民国十三年反对国共合作的人中间有我，并且我是第一个”的时候，捶胸顿足，老泪纵横，连说“我是罪人，我有罪！”
接着，他提高语调说：“今天情形变了，国共两党正常亲密团结着，我认为今日国共两党虽然有小磨擦，但是这些磨擦是通过和平方法可以解决的。现在大家没有不同意打日本的事情，我中华民族黄帝子孙绝不会再用兵打自己了。”
张继、贺衷寒
毛泽东为张继的“自我检讨”热烈鼓掌。讲话完毕，慰劳团文艺界代表老舍被请上台去讲话，他还唱了一段京剧《打渔杀家》。接着，是鲁迅艺术学院演出的《黄河大合唱》、民众剧团演出的秧歌剧《查路条》等。慰劳团在延安停留了四天后去榆林，从榆林回到延安时，又继续进行参观访问和座谈。
刘尊棋等三位记者提出要访问毛主席。
毛泽东同意同记者们谈一次话，并定于16日下午6点钟，在边区政府交际处会见他们。
会见时除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的负责同志外，还有新华社的向中华和《新中华报》的李初梨等在座，两位青年同志担任记录，大约有十几个人，不大的窑洞，坐得满满的。
毛泽东先问三位记者到延安以后的观感。张西洛说，在郦县县城他们受到国共双方县长的欢迎。给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个县长的形象：那个身穿毛料中山服、脚上皮鞋闪闪发亮的国民党县长，见了慰劳团只是点头哈腰，毕恭毕敬，一副奴才相；另一位年纪只有二十来岁，身着灰色粗布服，脚穿陕北式布鞋，一看就知道这是边区政府的县长了。
毛泽东笑着说：“县长，有些也是民选的了，许多先进的人物和有为的青年，被选出来当县长了。”
谈话就这样开始了。毛泽东按照记者们事先写好的一张问题表，与他们一问一答。在谈到关于所谓“限制异党”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先生们关心这件事很对的。关于这件事，近来情况虽然比较好一点，但是根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问：“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曾向中央政府表示过没有？”
答：“我们已经提出抗议。”
问：“用什么方式提出的？”
答：“还是在七月间，我们党的代表周恩来同志，已经写信给蒋委员长。八月一日，延安各界又打电报给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要求取消那个秘密流行成为各个磨擦根源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问：“中央政府有无答复？”
答：“没有答复。听说这个东西，国民党里面也有一些人不赞成。”
1937，毛泽东。
谈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十分气愤，他站起来有力地挥动着手臂，望着大家说：“你们知道，共同抗日的军队叫做友军，不叫做‘异军’，那么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什么是异党？日本走狗汪精卫的汉奸党是异党，因为它和抗日党派在政治上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样的党。就应该限制。”
毛泽东接着指出：我们的口号“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对立起来，而决不能和他相混同”。
毛泽东就这个特定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著名的政治原则。
毛泽东同三位记者这篇一问一答式的重要谈话，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以《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为题，以九问九答的形式保存下来。
9月22日下午，毛泽东又一次亲临招待处，同三位记者一起照了相，送给每人一本《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并分别在书的扉页上签了名，写上他们每个人的名字。
9月23日，慰劳团离开延安。
10月6日，延安《新中华报》以《毛泽东同志与中央社记者刘先生、扫荡报记者耿先生、新民报记者张先生的谈话》为题，把这篇重要讲话刊登在第一版。19日，重庆《新华日报》也刊登了。
这份重要的访谈录在海内外发表之后，产生了重大影响。回到重庆后，刘尊棋被国民党特务头子中统局长徐恩曾找去训斥了一顿，中央社再也不让他外出采访了，以后刘尊棋担任了国际新闻社首任社长。
中央社和新闻口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主管的，但是，刘尊棋的背景却和军统有关，他和原军统北平站站长范行关系十分密切，而范行和军统第一杀手陈恭澍、副局长郑介民关系决不一般。郑介民对范行收集情报的能力非常赏识，而范行就是刘尊棋介绍给共产国际情报人员刘逸樵的。
刘尊棋，原名刘质文，又名刘光、霁华，中国新闻家。祖籍湖北省鄂城县，1911年6月5日生于浙江宁波，5岁时随父母迁居北京。
1928年1月，从北平基督教青年会财政商业专门学校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进入燕京大学政治系任秘书，同时旁听燕京大学的课程。
1930年5月，到苏联塔斯社北平分社任英文翻译和记者。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会理事。
1931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与顺直省委宣传部的潘东周接洽后，负责保管省委文件。5月20日，被叛徒出卖，在整理保管的文件时被捕，关押在北平草岚子胡同军人反省院。同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人关押在一起。
1933年5月，在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的营救下，刘尊棋被无条件释放出狱。但是，在释放时，国民党反动派捏造了假的“刘尊棋退党启事”刊登在《北平晨报》上。党组织误以为他自首出狱，将其开除出党。出狱后，他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却无法找到。因为那份“刘尊棋退党启事”，党组织已经把他当作叛徒。
1934年8月，苏联塔斯社北平分社撤消，他又到《北平晨报》当了两年活跃的外勤记者，同美国记者斯诺等有过往来。
1936年，通过在北平活动的地下党员孔祥桢，他又重新联系上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联合抗日。11月，征得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叶剑英、李克农主任的同意，进入国民党中央社任战地记者。
1941年1月，和妻子郑倚虹被安排去新加坡。参加了由胡愈之主持的《南洋商报》，任编辑主任，主编时事新闻。
1942年12月，应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克·费希尔的邀请，任重庆、上海两地美国新闻处中文部主任。
1945年，在上海党组织的领导下，创办《联合日报》，任社长。《联合日报》被勒令停刊后，又创办《联合晚报》，继续担任社长。
1949年9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南京市军管会新闻处副处长。作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委员会常委（新闻界的代表）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成立后，下设主持对外宣传的国际新闻局（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前身）副局长，乔冠华任局长。并担任该局英文刊物《人民中国》总编辑。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国贵宾时，经常担任翻译。
1952年国际新闻局撤销，任外文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
1955年10月，刘尊棋突然接到通知：停职审查。一张旧报纸《北平晨报》摆在他的面前，22年来，第一次得知当年的报上，曾有过“刘尊棋退党启事”。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回答道：“我不知此事，事前不知，事后也没有看到。”
1956年1月，刘尊棋被定罪为：“叛变出狱、军统特务，同时还为美帝国主义服务”。
1958年，被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作为右派分子被遣送到北大荒。
1968年5月，被逮捕押回北京，关在半步桥监狱。专案小组批示：“此人永远不能放回社会。” 1969年12月，被押到长沙。1970年6月底，因为身体原因，被转往位于洞庭湖赤山岛上的湖南第一监狱。因为没有判决书，他成为这里的一名“寄押犯”。1975年8月，经亲属申诉，被营救出狱，安排在湖南农校图书室当管理员。
1978年2月，胡乔木调他回北京，分配到社科院情报研究所工作。11月，经多方调查，事实真相全部查清：刘尊棋的叛徒、特务罪名纯属历史误会。中央组织部给他正式平反，恢复党籍，任命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临时领导小组副组长，《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主席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主编。1981年6月，任英文《中国日报》总编辑。
1985年8月，改任为《中国日报》顾问。
1992年，因病辞去全国政协常委和委员职务，并在《中国日报》办理了离休手续。
1993年9月5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3岁。曾任第一、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顾问。
刘尊棋的经历简直就和郑耀先一模一样！
耿炳光
耿炳光，又名耿坚白、仲康，字景山，笔名剑北、白云、季云等。中共早期党员，著名记者。 1899年4月12日，生于陕西省澄城县。
1917年秋，考入西安私立成德中学。
1921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
l922年秋，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后转本科。
l923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4年，由加人中国共产党。
1925年春夏，到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建立了陕北第一个党支部中共绥德支部。
1926年春，北京大学毕业，任共青团北方区执委会委员。5月被派赴陕北榆林、绥德巡视工作，主持建立了中共绥德地方执委会。
1927年2月，奉党中央指派，回陕西组建中共陕甘区执行委员会任书记。5月14日，任陕西省委常委、书记。
1928年1月，中共中央曾接连严令陕西省委发动全面暴动，耿炳光认为：陕西的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都无法立即发动全面暴动，全面暴动的时机不成熟，主张先在工作上准备全面暴动的条件，反对勉强的直接行动。省委召开第三次和第四次全会，批评他的“右倾”错误，决定撤销其省委书记职务，后又被开除党籍。
由于形势更加严峻，他在西安难以立足，遂潜回澄城乡间隐藏。有人劝他去南京找于右任谋一职位，他表示“决不去南京，也决不投降国民党或做国民党的官”。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到上海任《新闻报》战地记者。11月与范长江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12月上海沦陷后，任《西北文化日报》记者、《扫荡报》记者、战地通讯员、总编辑等职务。
1941年，任《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主笔。 1946年9月，在《秦风工商报》撰文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迫害。报社被捣毁后，由西安流亡到上海，先后任上海民治新闻学院教授和香港新闻专科分校教师、校长。《新闻报》编辑、国新社编辑。
1956年先后任国营上海制酸厂助理秘书、中央民族出版社副总编辑。
1961年5月，任宁夏师范学院副院长、宁夏自治区政协委员。
1962年任宁夏大学副教务长。“文革”中，遭受迫害。
1972年5月5日，在银川含冤离世。
1980年5月17日，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组织部为他平反，恢复名誉。
张西洛
张西洛，四川重庆人，生于1918年。中学时代即为当地报纸撰稿。1936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秘密组织重庆救国会，负贵下属的自强读书会、民众歌咏队等进步社团的领导工作。8月，任重庆日报记者。1938年5月任重庆《新民报》记者。6月至12月, 在西北战场采访。
1939年，张西洛在延安结束采访后又到甘肃、青海等地采访。在青海的西宁市，结识了时年26岁的王洛宾成为好友，王洛宾在默默搜集整理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民歌，分手时王洛宾拿出《西部民歌选》手稿，爱不释手地交给张西洛，请他带到重庆帮助出版。
经过筹备，由张西洛主持的“江津大公书店”交黎金茂印制局正式出版，印数2000册，很快销售一空，这是首次正式出版，《江津县政府公报》作了专门报道。
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 继续担任《新民报》记者, 参加了《成都工商导报》的创办和领导工作, 并独立创办《江津日报》、《星期快报》、《万泉十日画刊》、《立言报》等报刊。建国后，继续担任《工商导报》经理。
1952年, 调北京任《连坏画报》文字编辑。
1956年，任《光明日报》社任记者、部主任，从事国内政治和统一战线方面的宣传。
1979年10月，王洛宾进京参加国庆30周年汇演，他千方百计打听到了第一次出版他歌曲的张西洛此时在全国政协工作，于是亲自到张西洛家进行拜访，他对张西洛36年前在江津从事地下党革命工作时出版他的歌曲表示谢意，两位老人激动得紧紧拥抱在一起。1982年筹办《人民政协报》工作，张西洛任《人民政协报》社总编辑, 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95年，在北京病逝。
当年，国民党派了三个记者到延安去采访，万万没有想到三个都是共产党的人。不仅没有帮国民党起到宣传作用，反而给共产党帮了大忙。国民党在宣传方面，永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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