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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监狱亚文化》作者孙平先生从未谋面，只是通过电话及电子邮件交流过。为了完成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我向孙博士讨教过。记得电话里讲得最清楚的一句是：“那要看你究竟站在哪个立场上。”他还慷慨地将博士论文目录及方法论部分发过来，着实令我受益匪浅。他之所以没有发全文给我，是出于学术伦理的考量。为了保护被调查的有关服刑人员免受不必要的伤害，他的论文设密期限为5年（最高期限），以致作品全貌于去年年底才得以面世。
也许读者急于知道什么是监狱亚文化，何以产生？这个答案恐怕需要读者自己去品读，我实在无法越俎代庖。在此我特别想提醒诸位的是：这部著作究竟是如何“炼”成的？为什么孙平博士能把监狱故事讲得这么精彩？
通常来说，绝大多数人类学学者是讲故事的高手。他们长期“浸淫”于异文化的田野，采撷生动可感的一手资料，并用一定的理论整理、分析、呈现、解释异文化，使身处本文化的读者能在“文化震撼”中反观自身。本书作者人类学博士孙平教授就是这样的高手。
讲好监狱故事并不容易，需要靠机缘，靠付出，靠技巧。
没有机缘，就无法讲好监狱故事。
大凡把监狱故事讲得活灵活现、饱含哲理的人，多是与监狱有交集的人。或者服过刑（如《四面墙》作者“哥们儿”），或者从事过或正在从事监狱工作（如《深牢大狱》作者海岩、《监狱的隐喻》作者郭明、《面具》作者山风），或者因教学和学术研究长期在监狱中体验（如本书作者孙平）。孙平博士在西北政法大学任教时（上个世纪80年代），就曾长期在监狱中挂职锻炼或带学生实习，调至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后自然也少不了与监狱打交道，后来为了完成学位论文他又在监狱中度过了大量美好又痛苦的时光。他深感自己过去研究方法之不足，想通过人类学这个工具辟出一条监狱研究的新路。他积极与监狱上级管理层沟通以求得理解和支持，他通过“互惠”以取得狱方信任，他牺牲大量假期节日同监狱警察以及服刑人员交心以获取翔实的原始资料。能在监狱中调查，又具有人类学学养，这是机缘。这种机缘可遇不可求，孙平博士遇到并抓住了这个机缘。
没有付出，也无法讲好监狱故事。
以“学术”的名义讲监狱故事，不能天马行空，不能无中生有，而是要以付出换取回报。这种付出对于孙平博士而言，就是做田野。作者认为“研究的成败关键看有无可靠、真实、精彩的第一手资料”（本书第24页），只有通过田野工作才能“对监狱领域的犯人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与分析”（本书第25页）。他想让社会公众看到一个真实完整的监狱，不得不把自己的身心投放在高墙内。他必须承受假期节日无法与亲人团聚的煎熬（本书第505页），唯此才能与服刑人员产生共鸣；他必须能忍受被访者的欺骗、怀疑，与他们做有时无聊透顶没有任何实质性价值的交谈（本书第31 32页，第112页），唯此才能体会到理论在遇到实际问题时的苍白无力；他必须在监视视频里目不转睛地观看并倾听令人恶心的音像（如自慰行为等），唯此才能观察到服刑人员最本真的生存状态；他必须在学者与参与者之间找到合适的角色定位，唯此才能既在其中又超脱其外。孙平博士在监狱田野中所经历的所有无奈、愤怒、痛苦和尴尬，都给他的学术生涯带来了“潜在的创造力”。这正是田野工作被普遍视为人类学学者“成年礼”的理由。甚至可以说，孙平博士所讲的监狱故事，其实也是他本人作为人类学学者走向“成年”的故事。
没有技巧，更无法讲好监狱故事。这里的技巧有“术”与“道”之分。
从书中我们不难发现孙平博士讲故事的“术”，就是通过“深描”（ThickDescription），使读者看到“监狱亚文化”既合理又带有病态的生动景观。例如作者生动地描摹了新型狱霸N.K如何拿捏恰当的时机和理由要挟狱警，如何通过恐吓和施恩来笼络人心，如何通过研读《孙子兵法》（阅读笔记及摘录15000余字）和《MBA实务——市场营销速成教程》（读书笔记11万字）来获取与正式制度（或主流文化）抗衡的资本。这样的深描不仅使我们看到行动者的表演，还看到后台所潜藏的文化意蕴。
除了“术”，作者还特别重“道”。这个“道”主要包括：保持相对中立的价值观，坚持文化的整体论，秉持主位与客位研究相结合的理路。在研究监狱亚文化时，作者始终保持相对中立的立场：“监狱亚文化既然是犯人自己的文化，那么就有它‘合理性’及‘存在的意义’，这种‘合理性’和‘存在的意义’不以主流文化的认可与否而存在。”（本书第393页）“监狱亚文化是一种监狱特有的文化现象，它的存在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我们不能由于它是一种文化，它有它存在的价值和理由就不去限制这种文化的发展，就熟视无睹地任由这种文化四处横流。”（本书第394页）作者始终坚持文化的整体论观念。他把狱内亚文化看成是监狱与外部社会、服刑人员与监狱警察共同缔造和发展的结果，并将社会保障和社会控制同犯罪、刑罚、矫正融为一体来解剖。作者秉持主位与客位研究相结合的理路。主位研究就是基于局内人视角的研究，客位研究就是基于局外人视角的研究。孙平博士特别强调：“能站在犯人的角度来研究他们的文化，不仅是一种学术视角的问题，还是一个学术勇气和学术立场的问题”（本书第435页），“从文化持有者的角度来看监狱亚文化，从这种文化产生的原因及存在的合理性方面去认识这种文化，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认识上的和视角的盲区”（本书第436页）。当然作者也非常擅长运用客位研究，以解决“当局者迷”的困惑。
这位讲故事的高手向我们重点展示了监狱亚文化的几个横断面：新型狱霸与传统狱霸不同，他们靠“智”而非“力”来影响监狱秩序；狱内自杀事件防不胜防，面对僵化的问责制度，狱警只能无可奈何、听天由命；狱内暴力冲突不断，给服刑人员灌输“宽容”思想才是既治标又治本的法门；对造作伤（自伤自残）与伪病的容忍，是监狱不得已的选择；对待迷失的性观念与性行为，不能泛“政治化”，而是在一定限度内视其为“权利”；在狱内进行文身之风气消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狱内监控的细密。这些横断面看似彼此孤立，实则共同昭示着监狱亚文化的内在逻辑，那就是：“处在监狱亚文化中的犯人以亚文化的形态为生活的内容，没有了这种犯人自己的文化”，他们的生活也就失去了“意义”（本书第393页）。
在这部著作中我们能读到、能思考到的，都绝非来自书斋摇椅，而是来源于最底层的现实生活。这就注定它的魅力也不会限于书斋。只要你——无论你以社会精英自居还是以草根阶层自嘲，无论你是否与监狱结缘——能耐心地听听想想这些故事，你就不能不为作者深沉的“人性关怀”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所震撼。他摸着良心在向世人讲述，没有粉饰太平，更没有“唯恐天下不乱”。面对监狱亚文化这种异文化，我们该作何反思？在我看来，社会公众的责任就是理解那群与我们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的“墙内人”，和他们共同重建社会道德的大厦；政府的责任就是要尽力摆正公权与私权的关系，通过顶层设计和大胆实践，让民间力量迸发活力，让监狱管理者在法治框架内放手行使权力，让服刑人员的心灵在人道宽和的环境中软化净化。
我们看到，《监狱亚文化》不仅仅是作者智慧的结晶，更是开放和包容时代的产物。我们也欣慰地看到，藉由这部监狱民族志（文化志）的探路，“监狱人类学”（本书作者语）这门新学科正在悄悄构建起来。宋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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