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人生大的事件，马上就有明确目标，且每次都想得很清楚、做得很果断的人，我是不大认得。所以我较为同意许鞍华电影《明月几时有》中的那种朴素的反抗者。
大的风云变幻，正常的平民是会有些退缩、有些等待、有些不得已和有些恍惚。一些人因为良知，一时冲动或者别的，是在不知不觉走了很久后，才恍然发现自己原来走上了一条新的路。之后，也就索性走下去，直到后来为它献出了生命——这样的故事我觉得比较可信。 在《明月几时有》中，他们就是周迅扮演的方兰、叶德娴扮演的方母，春夏扮演的银行家的女儿张咏贤……他们也可能是彭于晏扮演的刘黑仔，霍建华扮演的李锦荣，梁家辉扮演的彬仔，以及其他市区中队和短枪队、小鬼队的人。 乌云密布时，一轮明月战胜不了黑暗，还要靠漫天的星斗；也不是一朵花、两朵花就可以叫出整个春天，大概还要靠那成千上万种不知名的花草树木，默默的萌芽和推动，才能催发出彻底的春意。 以前的很多抗战电影，男男女女坚定地为了一种主义和理想，喊着口号去战斗，洒热血，献生命，当然也不能说全是假的，这也是经过剪裁的一类人的面相。然而，这种电影与人物看多了，热血沸腾后，我也想看看他私下里的样子。或者不如这样讲，如果战争没来，侵略者没来，他原本应该过着怎样的生活呢？他怎么就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 剧中的刘黑仔，这个电影中最有江湖气的青年。可不是因为他生来郑重、责任感强，读过很多革命书籍，或者被日本人搞到家破人亡，仇恨满腹，因此才跑出来打游击（至少剧中没有交代这些）。
他更像是市井中正直的“混小子”，他豁着命、耍着宝打打杀杀，他也不是多大的将帅。他虽然像是玩着就把很多大事做了，但其实又凶又险，过的是“刀刃上舔血”的日子。 “今日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他可能死在任何一次巷战里，倒在任何一个郊野旁。正史也许记不住他的史迹，如果牺牲了，最多有个名字。可是电影看完，我们不能说他不大重要，不能说他不足以成为很多青年的榜样。 他是一个时代的弄潮儿。忽在波峰，忽在波谷。他被很多人看见，也随时可能淹死。他剑走偏锋，想干就干，快意恩仇，看着就像是即兴的杀人舞蹈，一开始我还不习惯，后来才觉得这样的人物可信。 张爱玲小说《色，戒》中的主角王佳芝也不过是一个学生。只因为抗日的学生小集团中“大家七嘴八舌，定下一条美人计”，她冲动之下就去当了特工。最后也在冲动之下送了命。 年轻人一时兴起，杀了一两个日本人，或者送了一次宣传单，像是票友试水、玩票。这不应损害他的光辉。 堂吉柯德大战风车，看上去他似乎是不够理智的，可笑的，荒诞的，注定失败的，然而那样的骑士精神，勇猛无畏，行动派，却实在值得敬佩赞叹。 正如叶德娴饰演的方母提着装革命传单的篮子，对着女儿方兰说：“阿云送过了，三嫂也已经送过了，我不能去？” 她的逻辑就是这样简单。 我们一直以来的电影，喜欢把自己的胜利归结于拥有“超出敌人的”——甚至“超人的”——智慧。 《沙家浜》里的阿庆嫂和沙奶奶，这两位农妇，俨然是骗人的老手。剧作家让她们机智到可怕的地步，仿佛她们久惯牢成——感觉平时也会骗自己的丈夫。我们的仁人志士也很少有“侥幸的脱险”，“误打误撞的成功”，他们总是如诸葛亮，“未出山”已经“料定天下三分”。 然而，时代的变动是仓促的，没有人是“有备而来”。 方姑作为房东女儿，无意中帮助了茅盾、邹韬奋他们的逃亡，她还穿着一身去婚礼的衣服去药店送情报，一件杀头的大事，在少不更事的未婚女性面前，与赴宴也差不多，都有点令人兴奋。 短枪队的胖子笨手笨脚，差点炸死自己人，然而他是确凿无疑的正面人物。 彬仔说起日本人来咬牙切齿，可是一阵风刮过，他都害怕。 小姑娘去送信，又饿又困睡着了，也不能说她丧失组织纪律，随意改变计划。 方母从没有把送传单当成性命相搏，她帮女儿，帮小姑娘，俯视的镜头让我们从高处看她走在青石路上，看她笃悠悠地送传单就像去送一餐饭那么平静自然。即使她后来遇到了搜查，她也曾试图靠自己的小聪明装傻过关（也真的被她过了一关）。 李锦荣被日本人逼问，他竟然没有抵赖和以智取胜。
这都是活生生的，甚至有缺陷的、没有超凡智慧的平凡人，不谙世事或不知凶险的他们，恰恰组成了一个城市的希望。这不是什么荒唐的演绎，而可能正是人生的现实，是革命真正的样子。 更有那些在日本人治下做事的香港人，如码头的检查员，因为内心的良心，会神色慌张地放自己人一马。宪兵队里的黑衣队长，把李锦荣叫进房间，而桌面的纸上用毛笔大字写着待抓捕人的名单，他不会这样不小心，他用自己的方法通风报信。即使出了事，未来也甩得干净——他一定这样想。 这类不明显的抗争者，他们仿佛就是香港潜藏的世道人心。这个底子在，香港的精神大概就不会灭。 电影中的方兰，一个爱文学的青年。她自觉的成长，让她失去了恋人和母亲，甚至也赌上性命。片尾她站在海边和刘黑仔告别的那一刻，一切的爱恨情仇，明确的，暧昧的，感觉都离她远去了。她孑然一人，矮小瘦弱，“只有眼前路，没有身后身”。 方母，她本是典型的香港人，谨小慎微，精明世故。在平静的时局中，这样的人只是善于把天下人的日子过成自己的日子。她们是最好的邻居，最有礼貌的房东，最不吃亏但也不占别人便宜的家庭主妇。
困难时期来了，她就养一只兔子，天台上存一些冬瓜和南瓜。她把阁楼出租出去，为了增加一些收入。她知道房客要搬走，就拿两块点心（不想拿三块），提一茶壶白水，上楼去游说。她仔细听，耐心笑，顺口答，世界上再没有她这样善于逢迎和随机应变的妇人。她的眼里和心里，一定也经常地会扫到自己——就像她上楼前在镜子里照一照面容——觉得样样都妥帖。 可是她这样的人也牺牲了。战争的洪流卷走不相干的人，无人可以幸免。她是片中最令我心痛的人。 当她知道女儿加入了市区中队，她只是好多天睡不好觉。她等着通宵未归的女儿回家，她心疼女儿，就埋怨她—— “杀日本人的都是英雄好汉，个个有气有力，你看你，瘦巴巴的，笨手笨脚，死不重要，不要连累队友。”这句话在电影院中让人笑了，可是它也令人落泪。这是一个母亲的心疼和无奈，也是婉转的阻拦。她想把严肃的问题说得轻松一点。仿佛这样说了，那件事便不会出现。这是每一个母亲都可能说出来的话。 女儿走的时候，她站在楼梯口问：“什么时候回来？”“胜利后回来。”“我等不到了，打日本人，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好！等胜利回来！胜利后回来收尸！” 一个异常在乎不吉利话语的母亲，却说出对自己不吉的话。这也不过是她想最后阻拦女儿一回。可没想到一语成谶…… 方母和女儿的最后两个镜头，许鞍华拍得尤其使人感伤。
方兰决定要走，她追下去，蹒跚地跑着，叫着：“阿妹，阿妹……”。她模糊的影子从方兰后方赶过来，手里拿着一把伞。她把伞塞在女儿手里，又低头匆匆回去。不看女儿的眼睛。等她离开后，方兰展开手心，手里有一只金戒指。
方兰站在那里怔了怔，久石让的音乐悠长，她终于还是选择离开。 第二个镜头是她在房里坐着，对着镜子，我们也不知道她这样坐了多久。镜子里的她充满了忧愁和担心。她去阳台上站站，了望一下，她站在楼梯口等待，也许她每天都这样挂着一颗心……落雨的天，她终于等到了女儿回来送米。 她抓着米冲出去，从后面拉住方兰。“阿妹”，她喊。女儿转头，她的目光停在女儿脸上，“你瘦了”，接着，她就把女儿往回拉，“终于知道回家了！”她开心地把女儿拉回家。——这是一个让她朝思暮想、提心吊胆的冤家。今天她终于抓到了她。 母女两人最后的这两面，都是母亲冲下去，拉住女儿。母亲牺牲后的那些日日夜夜，方兰一定会想起这两个镜头吧？ 而在临死前的那场戏里，她的最后一句话，她那一刻的目光使人心碎——我庆幸方兰没有看到。 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母亲。她不懂什么主义，但她可以为了你全力以赴，献上生命。我们都要爱这样的母亲。 叶德娴在此片中的演技是惊人的，几乎没有一秒钟废笔。不单在有台词的地方，她出神入化。那些没有台词的演出，她更使我难忘。 有一个镜头，是她下楼看被子里的尸首。她蹑手蹑脚，先是迟疑，后来是四处张望，扭头看后面。她继续走上去，距离一米处又停了一下，忽然下决心，走近，此时又停下，挣扎一下，在表情痛苦中她使劲撩了一下被子，随即发出“嗯”的一声惊呼。 请注意她此后的一系列无台词的表情，惊恐未定之下，她又有思考，仿佛知道了什么。那都在几秒内完全从面部展现出来。 周迅的演技也非常出色。她和母亲对桌前吃饭，那种对母亲的微微调笑，俨然是一个调皮的女儿。她听说母亲被抓后的惊恐和茫然，以及她趴在看守所的窗户上往内看的镜头，眼神里的那种渴盼和紧张，都非常到位。 尤其是她走在山坡上，和刘黑仔对话，决定放弃解救。我们可以通过她的语气，她的停顿，她的神情，读到她内心复杂的内容。 这一段，电影的镜头始终是特写，周迅的脸就像是半轮明月，而四处都是黑色的。她的眼睛忽闪着，她的嘴唇蠕动着，她说着理解妈妈的话，可是妈妈听不到，她又自责自己，可是已经没法挽回那过去的时光。 母女在最深处，到底还是知己。 后来，我们看到她蹲在树影下，山路的尽头，呜呜地哭起来，刘黑仔蹲下来拥抱她。那样的一个镜头，虽然是远景，虽然是背影，却传递出无法挽救的绝望与悲伤…… 电影中的日本人，也不是面具化的。日本将领也会喜欢中国的诗歌，日本兵在酒吧看到中国女性落泪，就下楼来让钢琴演奏员弹《支那之夜》——这首出自描写中国人和日本人爱情的电影的歌曲。 这部电影值得探讨的还有它的文法。 “营救文化人的故事”与“方家母女的故事”，怎么就拼贴在了一起？彬仔的口述回忆，是不是恰当和必要？ 从我的审美看，我是喜欢这种主角、配角的视角切换。配角在后来变成主角，一开始的主角在后面消失不见。如果把人生任意截取一段，可不也是这样的？ 所谓的“电影的文法”，应该就是“没有文法”。 前面的事件全须全尾，给了地下者一个充分的肯定，后面就老老实实讲他们的故事。彬仔的讲述丰富了电影的时间结构，给出电影更从容的节奏。电影结尾了，这个当年小鬼队的成员，就去开他的计程车，在他亲手挣来的，他自己的土地上。 他还会吹口哨，想到方老师还会流泪。 是的，这个电影里的所有的人，他们不过都是有血有肉的凡人。他们要吃，要喝，要生存，面临危机要面对，遇到压迫会反抗，遇到新时代，也就顺势而为。 电影中有个情节的处理得很好，提一下作为本文的结尾。 方兰出镜的第一场，她和男友李锦荣在野外过生日。不远处却躺着一个死人。“我们结婚吧。”李锦荣马上说。
时代的压路车到底还是压碎了这个梦想。——一队日本兵正从山坡的另一条路上列队走过。 战争压碎了这些平凡人的爱情和生命，最终它们碎成了漫天的星辰。文| 张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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