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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
口述：赵利文
采编：尤文虎
实习编辑：高心碧
人家说，赵利文你这些年光想挣钱了，可我自己想，我这二三十年跟别的一些摄影师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我做摄影时是在做摄影，开广告公司实际上还是在做摄影。我通过相机架起了跟别人沟通的桥梁，结缘了各界不同的朋友，这种丰富性促动激励着我，不停地发表，不停地呈现，不停地想要拍点好东西。所以后来我说，摄影人，不要老在圈里，要丰富人生，要跨界。
一
1987年
可以说如果我父亲不搞摄影，我压根也不可能喜欢摄影。我父亲是从1972年开始做摄影的，一直到他60岁退休，搞了将近30年。最开始，我就看他订的杂志，最早是《中国摄影》，到了1979年以后家里就有了《大众摄影》。我父亲认识印刷厂的人，因为很珍惜这些杂志，那时候他还带着几包金丝猴烟，去印刷厂找人装订了个合订本。那时候我才多小，也就十岁左右，还谈不上喜欢不喜欢，但是他把杂志撂到家里，我偶尔会翻翻。
我对摄影开始有兴趣是到了初中，那时候我父亲在他们厂里因为工作的关系，拍了一些有些名气的人（类似于董必武他女儿）的照片，我就把那些照片拿给我的同学们显摆，你看，我爸拍了这拍了那，对摄影就多少有点朦胧的兴趣了。
八十年代流行各种摄影小团体协会，我父亲工作之余负责给各个厂房、单位讲课，讲曝光呀、暗房呀这些基础知识，我就开始跟着听，他有时候也会跟我也说说。到1984年的时候，基本上会用相机了，焦点能对实，朦朦胧胧拍些花鸟、动物。
1982年-1989年，早期作品手工相册内页
高一学校运动会，我用我爸的小号相机，半格的那种，给学校拍了拍。那个年代有个相机简直不亚于有一辆奔驰车，挂着相机让我觉得自己特牛X，其实是哗众取宠，用这种手段获得一点女孩的喜欢。
这期间我开始上手暗房，跟着我父亲学冲胶卷，冲完了放大。有时候打几张小样，打黑了，也不能再多打了，相纸是国家的钱，多打浪费呀，就成了废片。那个年代经济都还很糟，胶卷匮乏的很，我父亲是那种典型的老共产党员，有人给他送钱送东西，他全都不要，隔三差五从他自己的工作里省出来几个胶卷给我，也像做贼一样，担心别人说他贪污。
早期创作的时候，父亲和我，父子俩骑个自行车，到附近的农村拍照片。我父亲特别喜欢山啊、水啊，追求风光美、光影什么的，可我觉得他恰恰有一部分生活化的，厂里职工、幼儿园什么的有意思，总的来说我还是喜欢有人的照片，所以后来我就很少和他一起出去了，我自己出去拍。但他很认可我，天热，出门拍照前他都替我把水装好。
自1980年代起历年作品发表记录剪本
那个年代我也是渴望着多投稿，多获点奖，仗着父亲当时能有这种条件，能洗照片，就不停地去投稿。八十年代想在《国际摄影》、《大众摄影》上发表作品是非常困难，我这样的野路子更是没希望，就开始往各种地方小报以及《陕西青年报》《陕西日报》《人民日报》什么的寄，还有后来《香港摄影画报》，反正大报小报的，只要能发的都寄，到处送。我父亲心细，他把我这些年所有发表过的报纸和杂志都剪了下来做成了一个本子，还把报头和年月日都贴上去，连我的底片整理好，给我拿黑皮袋子包着，放到家里太阳晒不到的、最阴凉的地方。
我是个有点粗糙的人，后来我那些东西能留下来，都多亏了我父亲。
二
1987年
1985年，我领了高中毕业证。实际上，我那个年代只有好班生可以考大学，我们这帮子差班生，提前一年就毕业回家了。
差不多就是这期间，我通过父亲认识了潘科。潘科最早在西安红旗厂，1986年到了《陕西画报》社，那时候经常跟我父亲一起在摄影家协会搞活动。他比我父亲小了十五岁左右，比我又大了十岁，经常到家里来，我父亲就当面跟他说，这孩子说话挺不注意，潘科你多教育、多指导、多批评。
我看过他早期的照片，有一张《无官一身轻》，一个乡下人戴了一顶过去七品芝麻官的帽子，在卖灯笼，已经是反讽了。那是我印象很深的一张照片，朦胧中觉得，拍照还可以这样子拍啊。
但我最感兴趣的实际上是到他家里，看他的美国《生活》杂志。他也是通过别人带回国，那个年代想要订压根就不可能，所以那时候知道一些尤金·史密斯什么的，那个杂志对生活化的作品呈现是很系列的，不像国内的摄影杂志，到八十年代才登那么一个小豆腐块。
1989年
这一年对我来说另一个大事是我工作了，毕业后我去了西安的唐城宾馆，当保安。知道我有照相这个小技能后，宾馆的办公室主任说，哎呦，你这小子厉害，以后要是有个什么重要的人来了你就给咱照。当时，唐城宾馆作为一个很有名的三星级酒店，竟然都没有相机。我沾了我爸的光，他不拍的时候我就可以用，有高官、名人来的时候给拍一拍，我甚至拍过当时美国国防部部长卡鲁奇的肖像。不过呢，我爸的相机是单位的，老用公家的机子也不是事儿，这时候我就想有个自己的相机。
1988年，因为买相机的事，我还跟家里发生了争执，父母嘛，肯定想着你早点攒钱结婚生子过日子，搞摄影又不能赚钱，所以不同意我买相机。后来我坚持买了台理光10，还跟父母签了协议，签的是“这次买了相机，今后结婚不要家里一分钱”，1985年我妈工资才40钱左右，我爸工资也就50块钱，但一台理光10要1600多块，可以想象那个年代买个相机多不容易。
1989年
那时候信息也非常匮乏，我在宾馆当服务员的时候，老外留下的一些报纸、画报，不要了扔在床底下的，我都能剪下来，贴到小本子上学习，这些东西对我是很有启发的。在那些信息里，其中有一张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美国消防队员，上到电线杆上给一个被电了的小孩做人工呼吸。那时间国内我还没有看过这种类型的照片，这张照片给我的感觉，就让我觉得摄影太他妈有魅力了。
由于陆陆续续受到这种带有一定批判性照片的影响，这个阶段我自己也就开始拍批评照片了，什么警察和小商之类，到了1987年《陕西日报》开辟了一个批评专栏，我还获了奖。潘科说我拍得最好的是温情，可我最喜欢批评照片，他说你为什么老是批判生活呢，但是我就喜欢我那几张，喜欢这种冲击性的东西。
1987年
很多人拍照的时候回避这种冲突，找个理由就不拍了，其实还是怕。可我强化去拍一些年轻人，年轻人容易引起矛盾。我也怕，但我要拍。没有记者证，就没有身份，后来我只好把在《陕西日报》《人民日报》发表过的东西拿在身上，一旦有事就说我是它的通讯员，对自己是一个保护伞，我到现在还保留着很多这种通讯员的证件。不过有时候也没什么用。
我觉得批判需要胆量和勇气，摄影应该是种利器。
三
李嘉诚 1996年
我开始意识到照片能挣钱，就是到了九十年代拍名人的时候。
整个八十年代，我就是挣工资的普通老百姓，靠投稿，根本不可能养活自己。我记得那时候领过的稿费里最多的一次就是《现代摄影》杂志，一张四十块，《人民日报》是二十块，《陕西日报》是五块，我最早的处女作发在《陕西青年报》，三块钱。稿费的收入肯定是微薄的，但那个三块钱稿费的年代是最值得纪念的。
1991年潘科办广告公司，我跟着他干了一年，之后就开始自己干广告公司了。随后就是我的公司出《长安名人写真集》，这是我策划的一本一百个名人的写真集，那个年代名字都起得怪，模仿日本，起个“写真”，显得洋气些。
那是我的第一桶金。
我记得当时挣了将近十万块钱，拉一页广告一万五，企业家一人赞助两万，有的现场直接就给了现金，当时好像很多人还不用一百一百的，都是十块十块的，那么大一摞子。被拍的画家呢就给我点画，作家就给我留字。因为这本书，我跟很多人就成为朋友了。
画家王炎林 1991年
这一百个人，是我一个个挨家挨户找来的。比方说先找到了肖云儒，拍完之后他又说陈忠实可以，说他写的好，于是我就去找陈忠实。就这样他们在推荐，我也在问。有些能要到电话，我给人家打过去，行就行，不行就算了；有些没电话，我就直接到单位楼下等。
拍肖云儒是前后三次找他，把他给深深感动了。我当时脸皮厚，寻思着，你是个名人，但你也是个普通人。我能把李嘉诚拍下来，靠得也是脸皮厚。
但这本写真集里没有路遥。我联系三次都被他给拒绝了，最后一次我想硬把他拍下来，通过别人找到了医院，把门敲开以后，他直接跟我说，你以后不要再来了，就又把我赶走了。后来我才知道，当时路遥身体、生活状态都不太好，没过半年就去世了，很是可惜。
作家陈忠实和他母亲 1993年
陈忠实住在作家协会的家属院，我拍他和他老母亲的合影，又拍他在街头吃京糕，前后一共拍了四次。到了1999年的时候，陈忠实联系我，说让我给放大几张，放到陈忠实文学馆里去。之前他还说过，“以后你当我的老师吧，我跟你学摄影”，当然人家是风趣，但这话对我是一个认可。
只要拍到了一个名人，我就备着这个照片，拿着它去找下一个。书法界、文化界那些人都知道陈忠实，人家一看，哟，你还拍过陈忠实，拍过贾平凹，就说那你来拍吧，一关一关就这样过了。
那个年代个人手里相机还是很少，即使是名人。只要拍了，给人家送照片的时候，你有点什么要求，人家都会满足你，当时是好几十个文化名人都给我写字、画画呢。拍的多了，量就大了，逐渐我就想办法把画家的画和文人的字卖掉，最后只留下些手札，胶卷啥的就不会发愁了。我不留这些东西，我认为我的照片今后价值要超过这些。
作曲家赵季平 1991年
这本写真集在1994年出版，印了两千册，卖了三百多册，后来卖不掉的就送人了。如果把卖掉的字画都算上的话，这个项目让我最后赚了将近四十万，我拿这笔钱在八家巷买了个五层83平米的房子，搞摄影的朋友们来了也可以接待一下了。
赚完这第一桶金，开启了靠摄影赚钱的思路，紧接着我就转向了做挂历。九十年代挂历风行，家家户户都挂，销路很好，但市面上光有刘晓庆这种电影明星的挂历，于是我就开始谈企业家肖像挂历，一页就是三万块，一本十二页，这些企业家赞助完了还要买上个二百本，一个萝卜两头切，能赚不少钱。挂历就不停地带动广告、设计、报纸，一下子做了六年，非常受欢迎。我记得1995年前后的时候有一个统计，说陕西广告业我还进入了前十位，底下业务员最多的时候有三十多人。
四
2000年
到40岁的时候，我觉得差不多可以静下心来悠闲了，把广告公司也解散了。这是挣钱，但是摄影始终是没有停下。除了拍名人，还拍了一些朋友们的“私摄影”，经济条件好了之后，也拍些乡村啥的，没有停。
那个年代大多是拍农村，“陕西群体”被人说“土老破旧”这种画面，在我看来最有感觉，最有批判性，最有意思，那种苍凉感、西北风、黄土高坡……真是让人情绪激愤。从八十年代我就想到农村去，到陕北去看看，羡慕侯登科、胡武功、石宝琇他们一帮人能去陕北，多么好一个圣地。我特别想参与，也想进入到他们那个圈里聊摄影。但是我那时候还太小，经济也不行，跟不上。
不过现在看当时没跟上“陕西群体”，也未必是个坏事。有朋友在一本书里提到，八十年代大部分人都想往农村跑，踏踏实实关注城市的就没几个，恰恰就是我，静下心来，拍了西安。但实际上我是没办法，只能在西安城里瞎逛游，只是拍着拍着才觉得，应该拍点不一样的，警察、官员、福利院这些别人平常不怎么拍的东西。
2000年
等到九十年代以后拍名人赚钱了，过年过节我也开始就去拍乡村了。进入乡村阶段，我主要是拍庙会，捎带着拍流浪艺人。我觉得庙会很有意思，就是中国的狂欢节嘛。侯老师他是以“农民摄影家”的身份拍农村，我是以城市人的感官来看农村，不关注是不是“土老破旧”，更多是从他们生活的情绪和状态来看。我每回去会给人家买点茶叶、烟啥的，但在拍摄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冷静的，不会产生什么悲凉、怜悯、同情。
那时候大部分都是群体作战，一个画面六七个人一块儿去，举着相机，都能把一个人拍傻了。我参与得比较少，一起拍还是不适应。潘科说我这种笑脸很容易跟人亲近，很容易跟人融到一起，说这是我的优势。之前我拍一个清代老宅院，里面住了十几户人家，第一次去拍，别人面对镜头的时候就发愣。我洗了照片以后不停地给他们送照片，再跟他们交流，偶尔再偷拍一下，这才慢慢熟了起来。无意识下呈现的这种东西是真实的，我恰恰需要的是人放松下来的状态。
1998年
跟侯登科的交往里，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98年，我在他老家凤翔，大年三十他包了饺子，把我和摄影师唐进叫到他家吃饺子。那时候他跟我说，国外摄影师，像韭菜一样，一茬一茬的，摄影这东西就是，成了就成了，没成就没成，残酷得很，时间不饶人。
侯老师这话对我影响非常大。你不能拿嘴说你的影像多么精美，照片就在这放着。我觉得一个摄影大家，他必须具备三组以上的东西，才能算优秀，残酷性就在这，你必须要去努力，必须不间断地拍。所以我相机一直到哪都是背着，养成了这么一个习惯，没有一年是停下来的。
我自己感觉，我的摄影的丰富性还是很多的，但我每个阶段都完全是靠积累，完全是实践总结出来的。有几个朋友说我的最高峰期应该就是在八十年代，但我不这么认为，我一直在想后面摄影的转向问题，包括2000年以后拍的《别墅里的中国人》，包括《终南山》这十几年，还有前几年拍的我的家庭、周围的朋友们，八十年代哪能想到这些？摄影不在于多复杂，八十年代那会儿我确实拍了些东西，好与坏，反正我曾经有那么一段，我拍下来了，现在也是一样，很多照片你得事后看。
五
2008年
国内的摄影作品市场和绘画作品相比，有时候真是让人失落。你看绘画，不说特别有名的大家，就是普通的名人，这张三万，那张五万，很快就能出手。但是摄影，根本就不是这样。
我九十年代初拿照片换画换字的那段故事，是非常有意思的，在那个相机少的年代，照片能这样交换，是咱遇到这些有钱人了，要是靠市场卖，谁认知那个照片去。到现在人人都有相机，你再给画家去拍，跟人家换张画，那不可能。到2005年我拍《别墅里的中国人》，敲开门比当初拍名人可难多了，拍完给人家送照片别人也无所谓，人家自己也能拍，给了就给了，下回见咱也客客气气的，还有很多就不愿意，说你别拍啦，有啥好拍的。
2008年
我摄影作品的第一单，是2009年西安百年老字号老孙家餐饮公司花10万块钱买了我188张。就是通过我九十年代初认识的朋友、著名企业家李大有。从最开始以摄影为由头跟他交往，到后来他一直像老大哥一样关照我，九十年代初我给他拍照片，到2009年碰到，这么多年过去，我一天到晚还在拍照片，把他给感动了。再一看我的作品，这好东西，他觉得这种东西才是真正有价值，就收藏了。
“老孙家”收藏了以后，再加上当地媒体陆陆续续的介绍和推广，2013年，西安城市记忆博物馆又一次性收藏了我62幅，每张2000元，当时在西安还办了个展览，展了两个月，据说有几万人参观。紧接着，2014年，西安国际中心又收藏了20张，他们的理念是没有过去老西安的记忆就没有今天西安的现代化，我也比较认同。
实际上人这一生和朋友交往，都是一个因和果的关系，前期你有努力，你有拍出来的东西，后期才能不断地赢得别人的信任。后来我的作品被那么多人收藏，我自己有别墅，都跟朋友的信任和支持有很大关系。当然，我也不愿意把照片定那么高的价，我觉得要坦坦诚诚，老老实实。不要被国外给忽悠了，一张摄影作品定价几万、几十万，哪有人买？我一直觉得中国摄影师要占领墙面，要接地气，要让你的作品流通出去。
2009年
总结我这些年的经历，我总觉得我和摄影一直是一种相互成全的关系，我投入它，它回报我。八十年代末我被打得头破血流，缝了三针，连唐城宾馆的工作都丢了；拍《终南山隐士》的时候，出了车祸，差点丧命，后来又有一次差点被大风刮下悬崖。因为摄影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也得到了很多乐趣。
最近几年我除了拍《终南山》，我也开始收藏朋友们的照片，可能收到一定程度，我还会做展览。摄影人就是要相互支持，我觉得也到了时间为摄影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了，如果我们这波人还等不到影像市场的春天，可能过些年就能等到了。我觉得这个春天它总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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