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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针对闹得轰轰烈烈的莫雷事件，科尔在此前表示需要了解后再做评论后，经过多日的学习与了解，终于站出来再次发声，言论十分理性、客观。
“但是当我去中国的时候，那里的人们从来不会问我：‘为什么美国人会拿着AR-15s在商场里扫射？’我在中国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拿出一张世界地图，并指出每个地方存在的问题。”
“关于我们国家的事情，我可以很舒适地发表看法，我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但对于别的国家、别的政府、影响了很多别的国家的人民的事情，我觉得我不能掺和，我觉得保持低调，这样做一个“害怕的小男孩”是明智的。”
科尔说道。此前科尔逃避问题时就遭到了美国网友的抨击，此次发声之后，更是遭到了美国网友疯狂的辱骂。但中国网友们却为科尔的勇气与客观表示了极大的赞赏，认为处在他的位置，能发表出这样的言论，十分难得。
事出必有因。与其他那些傲慢而自大的同胞相比，科尔之所以能做到如此的客观理性，和他的生活经历不无关系。
科尔的父亲马尔科姆-科尔，曾是贝鲁特美国大学（位于中东国家黎巴嫩）的校长，在1983年8月，他给家族里的其他成员写了一封信，说道：
“我担心所有的不确定性以及不方便会让史蒂夫对于贝鲁特丝毫没有好感，甚至还没有提到人身安全方面的危险，我觉得他会对于为什么我们要待在这里有所疑问。”
一语成谶。在1984年1月的某个深夜，在宿舍的科尔接到了一通电话，有人告知了他父亲不幸遇害的消息。
《纽约时报》的头版报道，1984年1月18日，科尔52岁的父亲踏出电梯要往他的办公室前进时，后脑勺被两名刺客连开两枪击中，凶手随后逃逸无踪。
科尔的祖父母曾离开美国到中东工作，父亲也是在那边成长，科尔在少年时期也经常会待在中东地区，他们对于恐怖主义都有着切身的经历——
科尔父亲的遇害，不是随机杀人的牺牲者，他就是目标。根据科尔父亲朋友们的说法，他深受师生们的爱戴，朋友们坚称他遇害并非因为他的作为，而是因为他是在黎巴嫩的美国人当中最容易攻击到的，黎巴嫩人向通过此举威胁美国，让他们撤离黎巴嫩。
与大部分美国家庭不同，长时间的中东生活与工作经历，让科尔一家对许多事件往往有着更为全面与客观的观点与看法，而不是仅仅站在美国人的角度做一些高高在上的评论。
科尔仔细专研过现代中东历史，如二战、纳粹大屠杀、以色列成立，和平协定、巴以冲突、伊拉克战争等等。他说道：
“我父亲有全部解释给我听，至少让我了解到这一切很复杂，妖魔化其他人是很简单的事，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因素隐含在内进而创造出现在我们身处的文化。”
哪怕对于让美国民众受伤颇深的911事件，他也能保持理智的看待：
“对于911的愤怒而妖魔化穆斯林，但显然事情比那更复杂许多，绝大多数的穆斯林都是爱好和平的人，就像是大多数的基督教徒、佛教徒、犹太教徒和其他宗教教徒一样，人就是人。”
科尔父亲遇害时，科尔正在读大学。在后面的追悼会上，科尔是他唯一一个没有到场的孩子。而更令科尔心寒的是，在此后面对世敌亚利桑那州大的一场比赛里，他成了亚利桑那州大学生辱骂的目标——
为了影响科尔，一群亚利桑那州大的学生大喊着「P.L.O.」（巴勒斯坦自由组织的简称）、你为什么不从军然后回到贝鲁特。
（科尔父亲追悼会）
这无疑戳到了科尔的痛处。“当我听到的时候将球丢掉然后摇头，坐下一阵子，我承认他们影响到我，眼眶中充满着眼泪，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这让我想起我父亲，另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做这样子的事让人感到难过。”科尔说道。
（科尔自画像）
“每当得知有人家里成员被枪杀都让我非常难过，像是在奥兰多发生的事。更让我难过的是看到政府保障着这已经不合时宜的权利。”在后面接受记者采访时，科尔补充道。对于枪击案的痛恶，也是他在本文一开始拿“美国人会拿着AR-15s在商场里扫射”举例的原因。
现在的贝鲁特，贝鲁特美国大学依然篷勃发展着。在学校的宿舍和礼拜堂中间的草地中栽有一颗菩提树，树下有一个漂亮的碑，是家人为了标记科尔父亲骨灰洒落的地点所立。
墓志铭上刻道：“1931年到1984年，马尔科姆的人生过得多采多姿，我们很骄傲我们的父亲以及丈夫来到了A.U.B.（贝鲁特美国大学）”。值得一提的是，自父亲遇害之后，科尔再也没有回来过这里。
故事讲完，话题回到科尔身上。人只有经历过痛苦之后，才能体会他人的痛苦，才会有“同理心”。很难说是否此次惨剧造就了科尔在球员时期的关键时刻一剑封喉的“大心脏”，但内心的悲痛、以及那些球迷们刻薄的言论必定让他在痛苦中得到了成长，不论是球技上，还是为人处世上。
而这，也是科尔此番能够无视当今两国网络上的一片戾气，站出来发表此番客观言论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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