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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日前在故宫博物院开幕。作为我国古代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苏轼不但在诗文、书画等方面具有深厚的造诣，同时因其高雅的生活品位与豁达的人生态度，散发着独特的人格魅力。苏轼的艺术与思想乃至生活情趣都对后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他本人也成为备受景仰的文人典范。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人借助对苏轼的怀想，对其诗文书画的再认识、再创作，不仅获得了在逆境中坦然面对的勇气，更传递出我们对其知己般的珍视和爱护。我们希望借由本次展览而组织的这一期苏轼专题，不仅能够帮助大家在展览中更好地看懂苏轼，更能够让大家同苏轼产生些跨越时空的对话。
一提到苏轼，人们总会露出亲切敬佩的微笑，每当这个时候，苏轼就好似站在时光的对面用微笑回应着我们，那微笑可亲可敬、磊落动人。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人诵读着苏轼的文章辞赋，临摹着他的书法，谈论着他的生平轶事，他是永不过气的偶像，追随者不分老幼、跨越古今。而就在我们不断追忆、描绘甚至各自创造着心目中的苏轼形象时，我们每个人毫无意外地都会陷入他的人格魅力中，这其中有孤独、苦闷、挣扎、洒脱、浪漫……几乎囊括了精神世界里的所有主题，于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在人生不同的境遇里，与东坡相遇。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苏轼。而这种“熟悉感”恰恰成为此次“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所要面对的最首要和最关键的问题。讲好这样一个为众人所熟知的超级IP故事，往往难以脱离面面俱到下的浅尝辄止，或是因太想挣脱固有模式而导致的破碎支离。展览如何能在保有每个人心中所熟悉的苏轼的同时，找寻到新的展览切入、组织和展开方式，在众口一词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成为此次展览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由于疫情原因以及故宫博物院当前立足于活化馆藏的目的，展览并未进行全球苏轼名迹的总动员，除借展于天津博物馆外，其余展品均为故宫博物院自己的收藏。客观上控制了展览的规模，减轻了观众的“博物馆疲劳”，也减少了展览中大量名品对展线流畅性的冲击。但展览在面对苏轼这样一位宏大、复杂而又细腻的、迷宫般的人物时，难免还是会有些缺憾。
【明】朱之蕃临李公麟画苏轼像轴（局部）
飞鸿踏雪泥
黄州五年，是苏轼一生命运、观念、艺术的大转折、大突变时期，而这一切的变化发展，都直接源于神宗元丰二年（1079）的“乌台诗案”，苏轼最终以“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流贬黄州，在年底家家团圆的时候，前往贬所。尽管我们无法确知迎着风雪、遭受沉重心理打击的苏轼会想些什么，但仁宗嘉祐二年（1057）的春天一定会在他的脑海中闪现。
彼时，以欧阳修为旗帜的北宋古文运动，提倡用自然笔触表达自己心灵的科举文风，恰好让苏轼赶上了。年届弱冠、初试锋芒的苏轼一举成名，成了这场运动最主要的受益者，并成为欧阳修的门生。对于苏轼来说，拜入欧公门下，应该是比金榜题名更重要的事，他后来一生的政治态度、文艺主张，都自觉地继承了欧公的衣钵。“始见知于欧阳公，因公以识韩琦、富弼，皆以国士待轼”，此种备受前辈赏识的情形，令苏轼对当时的政局与自己的前途非常乐观。然而，熙宁二年（1069），为父苏洵守孝结束的苏轼回到开封府，迎面就撞见了他将毕生与之“缠绕”的大事：王安石变法。随着旧党领袖韩琦、欧阳修、文彦博、孙觉、吕公著、司马光等人相继被罢免或自觉隐退，在这次反“新法”的政治风潮中，“旧党”立场逐渐明朗起来的苏轼，也于熙宁四年（1071）六月，出任杭州通判，离开了危机四伏的京城。
此次苏轼特展用欧阳修的《灼艾帖》、蔡襄的《京居帖》来打头阵，显然认识到了苏轼对这些前辈思想、政见的自觉认同和继承，但可惜包括贵州省博物馆藏韩琦的《信宿帖》、故宫博物院藏文彦博的《三札帖》、上海博物馆藏王安石的《行书楞严经旨要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残稿》等在内的，诸多带有“表意功能”的作品未能到场。感到遗憾的同时，也会引发我们的一些思考，如厘清名品书画对展览成功与否的影响，及展览到底该如何组合、排布这些经典作品，才能使其在展览中的呈现效果达到最优。
【北宋】欧阳修灼艾帖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蔡襄京居帖故宫博物院藏
苏轼生活的时代，水陆交通发达，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带动了信息传播领域的革命性进步，使得苏轼不可能因为离开京城就摆脱“新法”，也不可能就此逃过朝廷的注视。持有“旧党”政见的苏轼，在到达杭州后的诗文创作中寓含了不少反对新法之意，随着熙宁七年（1074）至九年（1076）间，王安石遭到以吕惠卿为代表的“新党”中少壮一代的打击，两次罢相后，宋神宗只好亲自主政，此前“旧党”人士针对王安石的不满言辞，直接加在了神宗的头上，使他极易把所有异议和不满看作是对他皇权的蔑视。乌台诗案过去很多年后，苏轼的政敌刘世安回忆说：“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这句简短的话击中了乌台诗案的本质，并不是几个小人对苏轼的嫉恨和陷害，而是神宗亲自主持的朝廷，对这位异议者的惩罚。
也无风雨也无晴
后世的我们可能会简单地认为，黄州的贬居生活只不过是苏轼生平中的一个阶段，这样的看法显然低估了这次贬谪对苏轼的心理打击。元丰三年（1080）的苏轼已经45岁，而亲自主政、坚决执行新法的宋神宗才33岁，那时谁都不会想到神宗会英年早逝，而苏轼的政治生涯基本就结束于此了。这样的打击，对于任何一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都是毁灭性的。因此，苏轼在初到黄州，于定惠院寄居的那段日子里，才会发出“万事如花不可期”这般感叹人生无常的离索孤寂之情，以及“漏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的思乡之情。展览中的《定惠院二诗草稿》，正是这一惊魂未定、情绪剧烈冲突下的书作。苏轼作书，每每精意而不露痕迹，给人信手而成、毫无破绽之感。但是这篇《诗稿》却是点画狼藉、修修改改，这在东坡的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
年过不惑的苏轼，此时除了要放下进士登科以来的仕途梦想，还要面对生活中切实存在的柴米油盐。黄州城东的那块废弃之地，慷慨接纳了这位落魄文人，使其可以耕种自济，并在忙碌的劳作中，渐渐学会了释然。元丰五年（1082）的一曲《定风波》，即宣告了苏轼痛苦纠结过后的自我突破：“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并不是因为熬过了风雨而骄傲，也不仅是对风雨安之若素，而是一笔勾销，并无风雨，这不是一种虚无主义，而是在明白了人生的真谛后，对身世利害的断然超越。此时的苏轼，渐渐摆脱了早年作品中的讽刺与愤怒，代之以人性中的宽容和温暖，那是一种能够笑纳一切的达观，也唯有如此的洒脱旷达，才会有随后“井喷式”的艺术成就。
1082年，注定是中国文学史上非比寻常的一年，在黄州，经历了痛苦纠结并从中解脱出来的苏轼，写出了流传千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面对人生的困境，苏轼借着与友人的对话，怀想起当年在赤壁何其意气风发的英雄们俱已不在，感慨生命短暂之余，想到了如今早生华发的自己，但好在自己已经明白了“人生如梦”的道理，参透了万事万物“变”与“不变”、“短暂”与“永恒”之间的辩证关系，也真正顿悟：“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只有不为世间得失萦怀的人，才能真正拥有和享受天地之美，并与之共有千古。尽管这种超越性在历代文人身上，多少都会有所体现，但苏轼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带有强烈的人间色彩。《后赤壁赋》中登高而悲的东坡，最后也“返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他放弃了登高、放弃了超越，强调我要回到人间去，用超越的心态继续游戏人间。
因为苏轼的凭吊，赤壁之战这个原本属于英雄的故事，被转换成不遇文人于天地间自我关照与安身立命之寓言，这对于北宋末期逐渐成熟且蔚为势力的新兴文人阶层有莫大的吸引力。虽然苏轼当年避免公开前后《赤壁赋》，但其实于他在世之时已广为流传，而与《赤壁赋》相关的图像作品，也在苏轼在世或去世不久即有创作，且成为了一个持续流行的艺术创作母题。
整场展览不乏反映苏轼黄州时期生活与艺术创作的展品，但在展览的单元设计意图中，更多的是为了展现苏轼的朋友圈。诸如展览第一单元“胜事传说夸友朋”中，他写给黄州时期好友陈慥的《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合卷》，或是像展览第二单元“苏子作诗如见画”中鲜于枢的《海棠诗卷》、第三单元“我书意造本无法”中陈奕禧的《临苏轼书寒食帖卷》等，归属于文学领域或书法艺术角度的“苏轼主题”作品，以及后人对东坡赤壁的再创作，而相关展品的较为分散，也多少会影响黄州岁月在展览中的整体呈现。无论是苏轼的交友也好，还是他的文学创作、书法艺术，其实都植根于苏轼本人的个性、境遇、情绪、境界等精神内核，而精神层面的深入与引领，也是一场成功的展览最需要实践的内容。
【北宋】苏轼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合卷 故宫博物院藏
一个真正能抵达人们心灵深处的伟人，一定是内心仍保有一份孤独，仍愿意为他心中的理想而献身的人，即使不被人理解，但他内心仍能自我圆融、仍九死不悔。正因为苏轼黄州时期的痛苦纠结，才让日后他的超越、乐观、洒脱及热爱生活的人生态度，感染了我们所有人。
舟载诸友长周旋
“此心安处是吾乡”，正当苏轼把黄州当成自己的故乡，安心做个农夫时，他的命运却发生了转变。元丰七年（1084），按宋神宗的旨意，苏轼改为汝州安置。从黄州前往汝州，途经江宁府时，苏轼见了已经罢相八年的王安石。金陵相会的日子里，苏轼与王安石唱和诗文、谈佛论道，他们在文化上的抱负和对彼此才华的认同，让所有的宫廷争斗、政见分歧都黯然失色。那是苏轼羁旅困顿中，最痛快酣畅的一段时光。艺术在不知不觉中，弥合了横亘在两人之间的鸿沟，那一次，金陵相别时，王安石慨然发出长叹：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元丰八年（1085），对苏轼“又爱又恨”的宋神宗赵顼驾崩，年仅10岁的太子赵煦即位，宋神宗的生母宣仁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一上台，迅即起用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人物，废除神宗施行已久的“新法”，罢黜“新党”大臣，政局完全逆转，次年改年号为“元祐”，史称“元祐更化”。只用了17个月，苏轼就从一个犯官，一路直升到三品大员，提升了六个品级。慢慢地，那些在动荡中离散的朋友们又重新聚集在苏轼周围。元祐二年（1087），他们在驸马王诜的西园举行了一次雅集：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米芾、蔡肇、李之仪、张耒、晁补之、王诜、李公麟等22人，或写诗、或作画、或题石、或拨阮、或看书、或说经，极宴游之乐，一个小小的私家花园，瞬间成为融汇那个时代辉煌艺术的空间载体。虽然李公麟所作《西园雅集图》与米芾所作《西园雅集图记》的原作早已散佚，但“西园雅集”后来也同“夜访赤壁”一样，成为历代画家不断回放的经典场景，寄托着后世对以苏轼为核心的北宋文人群体，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无尽的追思和向往。
宋人尺牍，是典型的小品，往往以精致而富有意趣取胜，章法错落有致，以长短句为节奏，具有强烈的形式感。本次展览以“苏轼”为中心，通过一系列精彩的宋人尺牍孤本，诸如傅尧俞的《蒸燠帖》、吕大防的《示问帖》、蒋之奇的《北客帖》、黄庭坚的《君宜帖》、李之仪的《汴堤帖》、米芾的《盛制帖》等，牵出了一个个耐人寻味的个体，一段段文人间相知相守的往事，也勾起我们想要进一步探究的意愿。展览点到为止，处处留白，正因如此，才会让我们在“填充”这些留白时，更加共情于他们之间的交往，来得那么美好那么晚，而分别又来得那么迅急那么早。
【北宋】蒋之奇北客帖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黄庭坚君宜帖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李之仪汴堤帖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米芾盛制帖故宫博物院藏
1093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执掌朝政，新的党争卷土重来，这一切给了“旧党”人士共同的晚年际遇：贬谪。苏轼更未曾想到，他竟被命运一路抛向最远方，再度陷入生活、生存上比黄州五年更为长期、更为艰险的磨难中。这一批富有才华的文人，从此进入了他们困顿坎坷的后半生。其中处境最艰难的，是被认为与苏轼关系最为密切的秦观、黄庭坚。“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秦观在被贬今广西横县的途中，把他对往日朋友相聚的怀念和远谪他乡的惆怅化作了满纸的悲凉。
后来黄庭坚流放广西宜州时，秦观已死，黄庭坚览其遗墨，不禁想起下朝之后纵马如飞的秦少游，一时感怀无限，步少游词韵，也写下了一首《千秋岁》，感叹如今“人已去”而“词空在”。如果说苏轼对于自己的不幸早已处之不惊，但对于这些门生因受他牵连而遭遇平生大变故，则甚怀不安。元符三年（1100），远在海南儋州的苏轼读到这首词，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首豪放词《千秋岁·次韵少游》，“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以孔子自比的苏轼，既没有被贬谪的打击所摧垮，也不回避严酷的政治环境，他直面惨淡的现实，顽强地追求生命价值的实现。可以说，这是苏轼对沉溺于悲哀的门下弟子的教诲，更是其一生的政治气节和人生态度的自白。
【北宋】苏轼书和靖林处士诗后故宫博物院藏
元符三年（1100）宋哲宗去世，哲宗的弟弟赵佶继位，开启了长达25年的徽宗时代，政局又一度逆转，苏轼得以渡海北返。“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苏轼北上途中，在金山寺见到李公麟当年为他所作的画像时写下的一首诗，算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此时，最让他感慨的不是身居庙堂之上的荣耀，而是他被贬黄州、惠州和儋州的流离岁月。可以说，苏轼是一个容易感伤的人，也是一个善于发现快乐的人，当个人命运的悲剧浩大沉重地降临，他就用散碎而具体的快乐来把它化于无形。建中靖国元年（1101）六月，时值盛暑、河道熏污、秽气侵人，在长江上饮冷过度的苏轼突发痢疾，7月28日终于他曾梦寐以求的家——常州。
我书意造本无法
对一位书家的书风加以分期，常恐失于武断，因为书风是延续的、渐变的，但为了便于掌握书家一生书风的演变轨迹，依不同风格特征加以分期，却是无法绕开的议题。最早在北宋，黄庭坚就曾对苏轼书法分期提出过自己的看法：“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姿媚似徐季海，至其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遒似柳诚悬；中岁喜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综言之，苏轼书法早期主要是学习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晋人法书，中期转学颜真卿、杨凝式，形成了一种融合晋人娟秀挺劲与颜、杨朴厚雄强的综合书风，晚期倾心李邕。从时间上分，黄州之前及到黄州之初可视为早期，元丰五年至元祐年间可视为中期，绍圣元年再次南贬时，则归入晚期书风。
故宫博物院藏苏轼法书，恰好可以完整呈现苏轼书法风格的演进过程：《治平帖》作为苏轼早期代表作，“字划风流韵胜”中不难看出这一阶段对王羲之亦步亦趋的学习；《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合卷》，均是苏轼信札中极少的长简墨迹，《新岁展庆帖》书于前，即苏轼到黄州后的第二年新春，其字仍多有《兰亭》遗意，《人来得书帖》书于元丰四年到六年之间，苏轼书法正处在突变期中，其风韵虽仍属《兰亭》，但已明显受到颜真卿的影响，体势上越加丰厚，字形亦多大小错落的变化；《题王诜诗词帖》《归院帖》《春中帖》，皆能反映出日渐成熟的苏轼书风，笔丰墨满、仪态淳古，扁横、欹斜与日俱增；《三马图赞》，笔势苍劲浑厚，笔法自然流畅，呈现出苏轼书法晚期“不践古人，自出新意”的境界。
【北宋】苏轼治平帖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苏轼题王诜诗词帖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苏轼归院帖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苏轼春中帖故宫博物院藏
如果我们将这次展览同近些年举办过的以人物为主题的书画类展览做个对比，会发现本次苏轼特展，既不像东京国立博物馆2019年初的“颜真卿”展，以颜真卿为一个点，散发为一场以唐为主的中国古代书法史展；也不像故宫博物院2017年秋季的“赵孟”展、上海博物馆2018年末的“董其昌”展，以赵孟、董其昌为一个面，向前追溯、向后延展，呈现出一场全面认知主人公艺术成就的人物展，而是以“苏轼主题”来统摄所有作品，这就增加了展览的组织难度，诸如展览在谈到苏轼书法的后世影响时，会忽略掉他对南宋“文艺绍兴”的影响，同时也增加了观展难度，不利于观众对其书风发展演变的认识。
苏轼在“宋书尚意”中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北宋后期士人的书法实践基本秉承了苏轼的书学思想，共同营造了宋代书坛崇尚书家个性、强调文人内涵的“尚意”之风。徽宗时，苏轼书法一度遭到毁禁，极大地限制了苏轼文学、艺术的传播，加之徽宗本人对苏轼书法的漠然态度，直接左右了在朝士人的取法对象。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苏轼、黄庭坚、秦观、李之仪等旧党名士，虽然都是当朝善书者，但《宣和书谱》中均未列入。宋室南渡后，苏轼受到了无以复加的推崇，一方面与帝王的政治需求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也同彼时的文人处境有关：忧国忧民的情结使得南宋文人不像北宋文人对生活注入过多的闲情逸致，他们大多无心游于书画。因此，南宋书坛虽有人提倡复古晋唐，但具有新意识或推陈出新的书家寥寥无几，更多的人是在苏、黄、米三家书风下沿钵讨活，“南宋学苏者最众，学米者次之，学黄者更次之”。
尽管每个人对此次展览的内容设计或是形式设计，会有一些不同的认知理解，但仍非常感谢所有为展览的组织、筹备贡献自身力量的博物馆人，是他们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新的苏东坡，一个以展览作为载体的苏东坡。虽然它可能无法覆盖我们每个人心中的苏东坡，但随着时光的推延，无论是展览也好，还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消散在历史中，而唯有东坡忘不了。
作者：赵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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