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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很发达，这是因为当时政治斗争激烈，汉族地主要求从历史上去总结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胡族贵族也要求从历史上去寻找正统根据，门阀制度盛行，使门阀世族重视谱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加以官府控制史学的局面被打乱，纪传体、编年体的史学被突破，于是在政治动荡的历史条件下，史学反而出现了繁荣局面。
在汉史方面，有宋范晔所著《后汉书》。范晔以东汉官修《东观汉纪》为基础，又取他家汉史之长，撰成纪传体的东汉史。其中有关党锢、宦者、文苑等类传，是一种新的体裁创造。但《后汉书》的志书范晔没有完成，后来梁刘昭取晋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将其补成。晋陈寿所著《三国志》，是关于三国史的纪传体断代史，分述了魏、
蜀、吴三国的历史。《三国志》取材较精，文字洗炼。但因为叙事过于简略，宋裴松之遂为其作注，裴注引书达一百五十多种，使不少佚著的部分内容及三国的重要史实赖以保存。《三国志》和裴注都是研究三国的重要史料。著晋史者，在晋宋之际多达二十余家，其后唐修《晋书》，主要以南齐臧荣绪《晋书》为蓝本。十六国时期，北方各国均有国史，北魏崔鸿集其大成，撰成《十六国春秋》。后来唐修《晋书》，则取《十六国春秋》记事，以为《晋书·载记》。后因《十六国春秋》及诸国史亦皆失传，《载记》遂为研究十六国史之主要资料。关于南北朝史，隋以前有近二十种，今存者仅有《宋书》等三种。《宋书》是梁沈约所著关于刘宋一代的纪传体史，书中八志记述了
某些典章制度及其沿革，此外收载诏令章奏甚多，这些都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南齐书》是梁潇子显所撰纪传体断代史。《魏书》为北齐魏收撰，也是纪传体断代史，此书有些志书内容颇具特点，如《释老志》是研究古代宗教源流的重要史料，《官氏志》则反映了胡族贵族的门阀化与氏族融合的某些侧而。
除正史外，这一时期的史著还有人物传，《三国志》裴松之注和《世说新语》刘孝标注，都引用过一些重要人物传记。梁释慧皎著《高僧传》，记录了二百五十多名佛教徒的传记。地方志的出现也是当时史学的新成就，代表著是晋常旅所撰《华阳国志》，记述了巴蜀、汉中、南中的地区历史。
在地理学方面，主要的地理著作有北魏哪道元的《水经注》。郦道元(?—527年)，字善长，范阳涿县人。他依据东汉桑钦所撰《水经》为之作注，从原书的一百三十七条水道，补充为一千二百五十二条水道。详尽地记述了水道所经过地区的地理、历史、风土人情以至神话传说，内容丰富多彩，文笔绚烂，体例谨严，所以它还具有很高的史学、文学价值。另一部重要地理著作是杨街之的《洛阳伽蓝记》，这部著作名义上是记述洛阳的佛教寺塔，实际上更广泛地记录了洛阳的城市建咒、工商产业、历史事迹，以及僧浴地主、贵族、官僚们的奢靡生活，是研究北魏历史特别是佛教史的重要文献。方志及地记的发达促进了地图绘制方法的提高，西晋裴秀不仅绘制了《禹贡地域图》，而且他还总结出“制图六体”，即分率(比例缩尺)、准望(方位)、道里(距离)、高下、方邪、迂直，为制图的比例、方位、距离等表现方法，制定了科学的原则。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文学史的大发展时期，其突出特点是诗歌与文艺理论出现了新成就。
这时的五言诗更为成熟，无论语言与技巧，都达到新的水平，建安文学为其代表。建安(196一220年)是东汉献帝的年号，这一时期，阶级斗争尖锐，连年军阀混战，广大人民灾难深重，一些地主阶级地位也动摇不定。诗人们身历其境，不能不对社会现实产生较深刻的感受，寄情抒怀而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于是便出现了一些现实主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们很好地吸取了从楚辞到乐府民歌的优秀文学传统，遂使五言诗达到新的阶段。这时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文人，其中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孔融、王粲、阮瑀、陈琳、
徐干、应玚、刘桢)。曹操是杰出的政治家，也是第一流的诗人，他的诗苍劲雄浑，慷慨激昂。《蒿里行》描写了他所看到的战争灾祸:“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龟虽寿》的“老骥扶栃，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短歌行》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则表达了他统一全国革新政治的抱负。曹植的《送应氏》:“步登北邝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僻，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王聚的《七哀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都深刻地描绘了军阀混战造成的悲惨景象。蔡文姬的《悲愤诗》，也以自己被虏入匈奴的遭遇为内容，用强劲的笔力，激昂酸辛的感情，揭露了战争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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