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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开国后，太祖朱元璋一心求治，在施行严刑峻法大开杀戒的同时，又亲自撰写了《大诰初编》、《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4部书，在全国广为刊刻发行。“大诰”一词，源出于《尚书》的《大诰篇》，此文通篇是西周时期政治家周公对臣民的一些训诫。明太祖亲撰《大诰》，显然是受了周公的启发。他居高临下地对明朝臣民进行说教，论列的大多是被处罚的官吏、百姓的罪状。
太祖著《大诰》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尝著《大诰》昭示训诫，格其非心，开其善道”，治人修己。”“朕《大浩》问世后，太祖“敝帚自珍”，不断抬高其身价。他曾宣布:“以后嗣君统理天下，止守律与《大诰》”将《大诰》的地位等同于《大明律》。他不但把《大诰》定为各级学校的教科书，要求科举考试从中择取试题，还明令各地学校的教师每3年率领学校学生到京城参加背诵《大诰》的比赛一次。
届时太祖亲自接见来京师生，朝廷按照师生们背诵《大诰》篇章的多少给予奖赏。除学校师生外，妇女能将《大诰》诵读下来者，则可以直接入宫担任女官，掌管御前文字。太祖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平民百姓必须家家户户收藏《大诰》:“朕出是诰，昭示祸福，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发布天下，务必家家有之”、“凡朕臣民，务要家藏人诵，以为鉴戒”…
太祖甚至规定:凡不肯收藏《大诰》的人家，一律发配到边疆去，并且永远不准迁回内地；凡罪犯家中收藏有《大诰》的，可以减一等罪判刑，没有收藏的则要罪加一等。太祖这样费尽心机地推广普及他自己的著作，确实使《大诰》在他的有生之年铺天盖地般大行其道。洪武年间赴南京参加背诵、讲读《大诰》活动的学校师生，动辄数万，最多的一次曾达到19万人。但是，封建皇帝靠淫威和高压强行推销的“御制文书”，终究是不能持久行时的。随着太祖的去世，《大诰》的地位也一落千丈，越来越遭冷落。
不过七、八十年之后的明朝中叶，天下还在太祖的子孙手里，《大诰》在民间就已经难得一见。到了距洪武朝200多年后的清代初年，《大》更成了稀缺的“奇书”，只有在个别极有心的藏书家那里才能偶然找得到一部半部了。假如明太祖黄泉之下有知，真不晓得会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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