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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语汇是叙事话语组织的基本语言单位，神秘数字“三”对《三国演义》的叙事语汇的构成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笔者在上一节论述。同样，由叙事语汇作为基本语言单位组织而成的叙事话语也必然与神秘数字“三”有着密切关联，数字“三”的文化也在无意识层面被小说作者运用于叙事话语的组织之中，具体表现在叙事语句与话语程式两方面。
《三国演义》叙事话语中有着大量按照“合三为一”原则来组织的叙事句子，即通常釆用三个单句合为一个复句的语句组织方式，构成“合三为一”的句式。这种句式在文字层面并不会出现数字“三”的字样，但实际上却是遵循着“合三为一”的语句组织原则。
数字“三”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是一个满数，代表着完整、完满。人们最初对数字“三”情节则来自于诸家文化之源头的《易经》中“天、地、人”的“三才观”。中国自古便是一个农耕社会，人们的农业产出需要遵守天道，依赖地道，尽到人道，即追求一种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和谐、统一的“天人合一”的理想生存状态。在这“三才观”与天、地、人“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意蕴下，数字“三”成为了一个满数，代表着人们美好的主观愿望。如在清人汪中《述学释三九》篇中写道：“一奇，二偶，一二不可成为数：二乘一则三，故三者，数之成也”。在他认为，“一”只是个奇数，“二”只是一个偶数，只有一乘（加）二得到的“三”，既包含了奇数，也包容了偶数，成为了一个完满的数字。正是在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汉语逐渐确定了“三”为满数的地位，即清汪中在《述学释三九》中所谓的“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三”。
数字“三”这种圆满的文化寓意在语句中同样有所体现，即不明确的提‘‘三”，却连用三个单句“合三为一”组成复句。在儒家、道家经典著作——《论语》与《道德经》中便有许多这样“合三为一”的复句，有显在与潜在的两种表现方式：（显在的则是以并列的方式连说出三个问题或是三件事，在《论语》中的《学而》篇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不愠，不亦君子乎？”；《子路》篇有“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不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务曰》篇有“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等等。（潜在的则是在语句内容构成中没有明显的规律，没有并列地出现三类或三种事或物，而仅仅是釆用三个单句的形式将一句的内容完整的表述出来，如《道德经》第二十八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谷。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全篇皆是潜在“合三为一”句式来阐述“一切任其自然”的道家思想。此外，我国的排比修辞格多半至三项，追根溯源，则受到《论语》、《道德经》的这种“合三为一”语句行文的影响。
《三国演义》中儒家与道家思想盛行小说叙事语句的组织同样也深受“合三为一”行文方式的影响，我将以小说第三十六回“玄德用计袭樊城，元直走马荐诸葛”为例分析其中的“合三为一”的复句。在此回叙事中，用大量涉及“合三为一”的描述型与对话型语句来叙述与战争有关的战事及君与臣（徐庶与刘备、父与子（刘备与刘封、母与子（徐母与徐庶）之间的种种人情义事。
小说中描述型的语句通常相当于是为情节中人与事的发展提供一个背景资料链接，可详尽叙述，也可简练叙述，目的在于使得小说情节既内容发展合乎逻辑，行文又详略得当。小说此回“合三为一”描述型的复句主要用于描述刘备与曹军的战事结果的描述上，即主要运用潜在的“合三为一”的语句来描写战况，曹仁军与刘备军初战，李典与赵云对战，“约战十数合，李典料敌不过，拨马回阵。云纵马追赶，两翼军射住，遂各罢兵归寨。”
刘备因有军师单福的军事指导，一路战势大吉，“云不追赶，却突出西门，又从西杀转东南角上来。曹仁军大乱，玄德魔军冲击，曹兵大败而退。”曹仁金锁阵失败，不听李典之言，“自引军为前队，使李典为后应，当夜二更劫寨。”到遭伏击，大败，只能‘‘曹仁渡过河面，上岸奔至樊城，令人叫门。只见城上一声鼓响，一将引军而出，大喝曰：‘吾已取樊城多时矣！’”无奈，曹军败退撤回许昌，却“于路打听，方知有单福为军师，设谋定计。”从而引出之后曹操用徐母赚得单福的事件，刘备对单福因母告归表示支持但也对单福的离去百般不舍，“玄德与徐庶并马出城，至长亭，下马相辞。”‘‘玄德不忍相离，送了一程，又送一程。”单福感恩其情意而走马荐诸葛；战胜一方则是“且说玄德大获全胜，引军入樊城，县令刘泌出迎。”刘备见到汉室宗亲刘泌，及其外甥寇封，刘备甚是喜欢寇封，欲收为义子。“刘泌欣然从之，遂使寇封拜玄德为父，改名刘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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