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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说明的是，文言也好，白话也好，不要把它们当做两种语言，它们都是汉语的发展阶段。
并且，“文言文”进化到“白话文”的现象在历史上发生了很多次，近代以来的语言系统变化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文言”到“白话”之争，讲两个故事
民国时期，胡适是主张白话文改良的，他也经常在公开场合或者讲课的时候宣传“白话文”。
自然，这种行为会被很多反对白话文的人士反对。其中有一些人的理由就是白话文太过啰嗦，不如文言文简练。
针对这种现象，胡适曾经在课堂上问学生，曾经有人邀请他去做官，如果要发电报表达推辞的含义，最少要用几个字。
因为电报是按字算钱的，字越少越省钱。
有人说“敬谢不敏”、“才疏学浅”、“恕难从命”等等，都是四个字。
结果胡适说，白话文三个字就可以表达清楚。那就是“干不了”。
有趣的是，拥护文言文的大家黄侃也曾经用类似的理由论证过“文言文”的简练。
黄侃是著名的训诂学家，在课堂上经常反对白话文。
这一次他做了一件比较“有亏德行”的事，在课堂上用胡适来举例子，说如果胡适的太太死了，家人发电报让他回家，白话文里会说：
你太太死了，赶紧回来。
字数很多，但是如果用文言文表达，四个字就很清晰：
妻丧速归。
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到当时文言文和白话文的争论非常激烈，但同样也能看出，拥护文言文的学者是处于劣势的，黄侃等人拥护文言文的做法往往会涉及到对白话文倡导者的“人身攻击”。
这说明，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新的语言系统，已经是不可阻挡的事情了。
古代“文言文”的地位和如今所谓的“白话文”不是等同的
我们现在只能知道文言文的语法，每个字的分类，属于“平上去入”哪个声调，但是大家日常都如何说话，每个字到底都是怎么读的，这些都已经无法考证了。
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文言文”不是百姓平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就像我们现在所谓的“白话文”有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别，古代“文言文”其实只是书面语而已。
不可否认，就像口语和书面语在白话文中比较接近一样，文言文里日常用语也和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文言文”很相近，但一定是更为简单的。
书面语的繁琐是要比口语更为严重，所以白话文当中，口语也是非常简练的。
我们举个例子：如果问别人是否吃饭了。
书面语：你吃饭了吗？
口语：吃了？
所以，文言文发展到白话文，并不能简单地用变得“啰嗦”来评价。
诚然，书面语的对比来看，白话文的篇幅确实要长了很多，但表达的含义也确实更为清晰。
文言文和白话文只是相对概念
汉语的发展一直有一个规律，如果喜欢读各个时期作品的读者应该深有体会。
《周易》是距今约三千年之前的作品，《论语》是距今约两千年之前的作品，两者的语言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同理，两汉的语言风格和唐宋时期又有不同，唐宋时期和明清时期也有很明显的差异。
诸如《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等小说，我们说它们是古典白话小说，但是和今天的语言习惯来比，这些小说依然是用文言写成的，只不过文言成分不如《聊斋》等书大而已。
但总结来看，汉语的发展都是变得越来越丰富的，或者说越来越丰满。
这是两个因素造成的：
第一，随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必然会出现更多的事物要进行形容，形声字的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既然要表达的对象越来越多，语言必然会变得越来越“繁琐”。
第二，语言在发展过程中，漏洞会被逐渐地修复。
语言既然是不断发展的，那在这一过程中就必然会出现一些漏洞，比如标点符号的出现、一些同义词的并列等等，那就需要更多的描述去对这一类现象进行区分或者淘汰。
举个例子。
在白话文刚刚兴起的时候，“兄弟”和“弟兄”是一样的含义，但现在来看，“兄弟”多是指正面或中性的语气，但“弟兄”往往就是稍带点负面含义了。
这样的漏洞在现在依然存在，比如“唯一”和“惟一”基本同义，在后续发展中必然会淘汰一个或者其中某一个词汇衍生出另一种含义。
因为这两个要素的一直存在，就导致了汉语被逐渐“丰富”的规律，与文言文的书面用语一比较，就会出现“啰嗦”等现象。
但需要明确的是，“文言文”发展到“白话文”，是汉语自身的进化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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