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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在新疆有左公柳、左公渠之称。我曾在新疆一位将军的家里，见过长沙书法家史穆先生的一帧条幅，上书：“大将征西久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惹得春风度玉关。”我想史先生把当年某湘人献给左公的一首诗转赠于这位将军，也算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奉承啊。说一则左公少年时北上赴考途中的故事吧。某年秋试，与湘潭欧阳某同舟北上。船行时，左伏几作书，问些什么，他说是与夫人写信。船在某处停泊，左上岸观望，欧阳某翻看他所写的信，其中有云：“一夕泊舟僻处，夜已三鼓，忽水盗十余人，皆明火持刀入仓，以刃启己帐，己则大呼，拔剑起，力与诸贼斗，诸贼皆披靡，退至仓外，己又大呼追之。贼不能支，纷纷逃入水中，颇恨己不习泅，致群盗逸去，不得执而歼旃也。”欧阳见后，感觉大怪。我与他一直在一起，发生这么大的事，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未必是我睡得太死的缘故。于是，他便去问船上其他的人，都说没有的事。这时，左观景归来，欧阳急问之。左笑答：我那写的是做梦啊。欧阳说：做梦，你怎么在家书中不加说明，写得像真有其事一样？左说：你真是呆子。昨晚上我读《后汉书·光武纪》，见其昆阳之战，上书云垂海立，使人精神飞舞。晚上就做了这个梦。因此，我想前人写历史叙战事，大半也和我写这个梦差不多。比如昆阳之战，可能就是光武做了一个像我一样的梦罢了。
王闿运。湘绮楼主，曾任清史馆馆长。幼喜读书，为文章有奇气。年二十，即弃俗学，而专力于古。通《尚书》、《毛诗》、《春秋公羊传》及《庄子》、《史记》、《汉书》等。曾著《湘军志》、《湘潭志》、《衡山志》、《桂阳志》诸书，被称为杰作。然《湘军志》者，因他与湘军诸将有某些过节，行文之中，有不少偏颇处。有洋务先知之称的郭嵩焘读后，摘出其中谬误百余处，后辑成《湘军志平议》。这也是当年文坛或学界的一段佳话。又，王好诙谐，他主讲长沙某书院时，有浏阳某增生在解释“浏”字时写道：“‘浏’与‘快’通”。王批曰：“浏与快通，则浏阳可作快阳矣。快阳有此增生也，何患不快中哉？”当然，这似乎有点不厚道。又，某些为师者，只认衣冠不认人。而王却是只认其才，而不认其衣冠。他有三大弟子，一个是木匠，一个是铜匠，一个是镍匠。他在衡州的船山书院主事时，有一个锻工出身的张正阳，在某个月明之夜，看见一树白色的桃花盛开，来了灵感，得句曰：“天上清高月，知无好色心。夭桃今献媚，流盼情何深。”他拿着这首诗，去书院请教王先生。那天正好下雪，他便戴着斗笠穿着木屐。且衣衫不整。到得书院时，又逢王处高朋满座，邑令缙绅咸在。守门者见来者面垢衣敝，便不通报。张说，我拿诗来请教，你为何不通报？守门者不得已，只得为之通报。张进门后，见者嫌其污，谁也不搭理他。王展读其诗，大声称赞。并请张上座。后将张收为弟子。后来张写出《诗经比兴表》、《礼经丧服表》等，王到处向人夸奖，说其发前人所未发也。
齐白石。《新唐书》之《李密传》载：（李密）闻包恺在缑山，往从之。以蒲鞯乘牛，挂《汉书》一帙角上，行且读。越国公杨素适见于道，按辔蹑其后，曰‘何书生勤于此？’密识素，下拜。问所读，曰：‘《项羽传》。’因与语，奇之。”李密将书挂在牛角上，边走边读。后人遂以“书横牛角”、“角挂经”、“书挂（牛）角”、“牛角之悬”等来形容勤奋读书。齐白石少年家贫，放牛砍柴那是日常功课。他曾在《自述》中写道：“我每回上山，总是带着书本的，除了看牛和照顾我二弟以外，砍柴捡粪，是应做的事，温习旧读的几本书，也成了日常的功课。有一天，尽顾着读书，忘了砍柴，到天黑回家，柴没砍一担，粪也捡得很少，吃完晚饭，我又取笔写字。祖母憋不住了，对我说：‘……难道说，你捧着一本书，或是拿着一支笔，就能饱肚子吗？……’我听了祖母的话，知道她老人家是为了家里贫穷，盼望我多费些力气，多帮助些家用，怕我尽顾着读书写字，把家务耽误了。从此，我上山虽依旧带了书去，总把书挂在牛犄角上，等捡足了粪，和满满地砍足了一担柴之后，再取下书来读。我在蒙馆的时候，《论语》没有读完，有不识字的和不明白的地方，常常趁放牛之便，绕道至外祖父那边，去请问他。这样，居然把一部《论语》读完了。”齐白石先生成名之后，专门刻了一方印：“吾幼挂书牛角”。他每每拿起印盖在画作上，便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年幼时的这段读书生活。
沈从文。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不能忽略的大家，他曾经已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可惜他不久便逝世了，而诺奖是只颁发给在世的作家的。沈从文当年到北京之前是在陈渠珍的部队当一个抄写文件的书记。他觉得像呆在牢笼里，周围充满了腐败和堕落。于是，他决心要走出去，要去北平读书，读大学。然而，理想与现实总是有着很大的距离。到北平后，对于只有高小文化程度的沈从文来说，上大学的梦很快就被打得粉碎。可性格倔强的沈从文是坚定了信心要读书的。开始，他住在一个名叫酉西会馆的地方，每天早上，他吃两个馒头，就一头扎进京师图书馆，直到闭馆才出来。半年后，他又在北京大学的旁边找了一间将煤棚改造而成的屋子，并自嘲地称之为：“窄而霉小斋”。将自己的七尺之躯安顿好以后，他就到北大去当旁听生。他领过国文讲义，也听过历史和哲学等课，还听过日语课。在那么多的教授中，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辜鸿铭先生。后来，沈从文在回忆里写到辜鸿铭当时在北大讲课时的情景：“辜先生穿了件湘色小袖绸袍，戴了顶青缎子加珊瑚顶瓜皮小帽，系了条蓝色腰带。最引人注意的是背后拖着一根细小焦黄辫子。老先生一上堂，满堂学生即哄堂大笑。辜先生即从容不迫地说，你们不要笑我这条小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的那根辫子，据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因此，只有少数人继续发笑，多数可就沉默了。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沈从文在当旁听生的时候，还曾假装正式的学生去参加过一次考试，不但及格了，还得了三角五分钱的奖金。
还有一个张百熙，实在是不得不提，因为他有着中国“大学之父”的称谓。张百熙是长沙县人。为何称他为“大学之父”，因为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便是他创办的。其中详情不表。只说他小的时候，与其兄共着一盏灯读书，互相探讨学业，共筑远大理想。后来张百熙在《哭仲兄》里回忆：“吾家世诗书，清白贫亦好。与君少年时，文字共搜讨。澹然轻富贵，亮节持永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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