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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过露天电影吗？你对露天电影有着一种怎样的情怀？电影，作为现代人习以为常的一项娱乐活动，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却是人们唯一的娱乐文化生活。去年我们采访了两位曾经在电影院和农村放映队工作过的老人，让我们来听听他们和电影的故事。
张奶奶是上世纪80年代我市电影发行放映有限公司的经理，她说当时粉碎四人帮之前，十多年来，没放过什么电影，只放一些纪录片。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把原来一些片子拿出来放：像红楼梦，碧玉传，梁山伯祝英台等这些戏曲片，还有一些老的故事片，在当时非常受欢迎。
当时人们的生活非常枯燥，条件好的家里有台收录机就不错了，更别提黑白电视了。剧团里刚刚开始演戏，一个晚上只能演一场，顶多两场。电影院就不一样了，一天最多可以放十多场，经常从早上四点半放到凌晨两点。
当时排队买票，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那时候一些工厂工委里的人为了订到单位的团体电影票，头一天晚上九点左右开始排队，（天气热还要被蚊子咬），被单一裹整晚坐在窗口，直到第二天早上八点才能订到票子。
张奶奶说当时放碧玉传，雪下得很大，票子大多都是农民买走的。我们想雪下得这么大，肯定没有人来，哪里晓得电影院门一开，照样全部满座。雪积得很厚很厚，厚得连老的电影院朝北的铁门都难以打开。
在电影如此受欢迎的大环境下，电影公司要去农村放映，就出现了内部人手不够的情况，当时应运而生了一批从各个单位抽调上来的农村放映员。
朱爷爷就是当时农村放映大军中的一员，1963年他从学校调到电影管理事业站。1964年，被分配到农村第三电影放映队，负责四明山，梁弄，再加城南区西边一片，一放就是七年。
一面幕布、一个放映员、一束光，人们就像过年一样热闹。孩子们端了小板凳早早地抢占位子，还没等电影放映早就被围得水泄不通，露天电影成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盛宴。
电影放映员是当时十分令人羡慕的职业，每当他们扛着机器出现在村口时，总能受到全村人的欢迎。在很多人心中，可以天天与电影为伴是件幸福的事，殊不知，这背后也有诸多不为人知的艰辛。
那时山区里的生活条件差，家里几乎没有多余的被子。放映员除了肩挑背扛放映设备，还要带上自己睡觉的被子。为了不让被子被雨水、露水打湿，专门用油布包着被子行进。
那时候的山路很难走，村里都不通车。四明山、梁弄，山山坳坳基本上还没通电，放露天电影兼带发电。而发电机又大又重，搬运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朱爷爷记得有一次他们去四明山芦山公社，一个叫黄海田的自然村放映。这个山又高又陡，发电机不能抬着走，一个人又搬不动，他们犯了难。最后把发电机拆成两部分，发电归发电，动力归动力，这才解决了难题。
一套设备，一般要五六个人才能搬动。每个人有一根小扁担，一根拐杖，肩挑背扛着上山下乡。从一个放映点走到下一个放映点，走两三个小时是常有的事。
走到以后在老百姓家先吃饭，那时候他们的主粮不是米饭，而是玉米糊，刚开始吃不惯，吃不惯也要吃，后来就慢慢习惯了。
朱老所在的第三放映队有三个人，一个宣传，一个放映，一个发电。到了放映点，有很多的准备工作要做。先把银幕架用三根毛竹搭起来，再试机器是否运行正常，确保这些机器在晚上的放映中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机器可以提前调试，但是天气没法掌控。放映的过程中天公不作美也时有发生，有时候刚开始放，就下起了雨；有时候虽然不下雨，但是风特别大，吹得银幕架吱呀作响，摇来晃去。但这丝毫不影响老板姓观影的热情。
对于每个村一年仅有的四次放映，他们特别珍惜。朱老回忆有一次在大岚蜻蜓岗放映，银幕被吹得像驼背一样，后来村民拿来家里的稻桶把银幕勉强拉住，大家继续兴致勃勃地看电影。
还有一次到四明山的石板坑放电影，冬天特别冷，刚坐下去十分钟，脚就抬不起来了，因为被冰结住了。但是老百姓都不愿离场，大家裹着被子继续看电影。
还有一个叫黄海田的地方，朱老难以忘怀，那是一个只有57个人，13户人家的小村庄。去黄海田要先走到山脚，再往上爬两三百米，山路非常陡峭，因此人烟稀少。
在朱老的放映生涯中，令他印象深刻的还有电影“跑片”。那时片子比较少，片源不多，要求各村都能放到，像样板戏放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等，就采取跑片。跑片是个技术活，在路上的时间，放映的时间，安全等方方面面的因素都要考虑到。有时候也不免遇到自行车掉链子而耽误跑片。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露天电影对很多人来说，是年少时一道无法抹去的青春记忆。在业余文化生活如此贫乏的年代，它让人们从斑驳的光影中找到了精神慰藉。它是一种文化，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老一辈人温馨而甜蜜的回忆……
陈子墨：曾做过外贸、会计、半路出家的媒体人。想记录温情的人和事，想用文字给予困境中的你一点点生命之光，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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