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母亲的家庭 我的母亲出生于1951年，是河南滑县人。除少数几个外来户以外，她所在的那个村子里的人清一色姓张，都是一个老祖宗的后代，村民也全都是亲戚。外公在解放前是一个有四十来亩土地的小地主。实际上，我的外公是一个非常木讷的、一个大字都不认识的老实庄稼汉，原本并不富裕。但他唯一的兴趣就是伺候庄稼，人也非常勤劳。外公精湛的种田技术和起早贪黑地耕作，使得他的庄稼长势总比别人的好；再加上外婆勤俭持家，经过几十年千辛万苦的积累，家境渐渐殷实起来。 外公年轻时长得英俊，皮肤白皙、身材魁梧，是远近闻名的美男子。我的外婆则出生于一个败落的官绅家庭，从小父母双亡，寄人篱下，家里财产全被她的叔叔吞并。她是农村里少见的知书达礼的大家闺秀，就看中了外公的老实与英俊。外婆的精打细算和祖父的勤劳耕作，使得这个家庭在解放前的20年里不断扩大再生产，从原先的几亩变为四十来亩，还盖了一座二层的老式小砖楼。不过，滑县的土地属于黄河故道，含沙量大，肥力差，当时又不懂使用化肥和品种改良等技术，尽管精耕细作，但还是离不了靠天吃饭，一亩地能打个二百斤粮食就算特大丰收了，遇到荒年景颗粒无收的情况都有。每年打下的几千斤粮食养活当时一家六口，也不过温饱有余。 解放前，家里只有外公一个男劳动力，地多了以后一个人忙不过来，就雇了一个长工，农忙时节也雇几个短工。但是，这里的主家与雇工的关系并非象《收租院》里所描述的那样残酷、血腥，而恰恰相反——当时吃饭时，外公和长工同席吃干饭，外婆和孩子们则另席吃稀饭。这是因为，在天灾人祸频仍的河南，即使家里有些余粮也不敢顿顿吃干饭，必须留下来粮食备荒；而外公和长工属于下地干活的劳力，他们必须吃饱才有劲干活。上工时外公和长工一起下地干活，那长工与我们家关系也相当好，本身也就是自家亲戚——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殷实之家，根本不是某些人描绘的那样像洪水猛兽般的压迫者。 外公、外婆是当时村里有口皆碑的勤劳之家、小康之家。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旧时代的中国亿万农民唯一的梦想就是靠勤劳、节俭获得积累后不断地购买土地。这些地产，既不是他们抢来夺来的，也没有军阀官员作靠山，更谈不上“鱼肉人民”。这些土地都是他们一辈子辛辛苦苦、一点一滴地积攒起来的，他们都是本分守法的淳朴农民，并没有任何罪过。其实，这样的农民应当算是中国旧式农民中最为勤劳、贡献最大的一类人。 解放前，由于连年战乱，土匪很猖獗，有一次外公在去县城看戏回来的路上被几个“老抬”（注豫北方言，就是搞绑票的土匪）绑架了，放出消息要多少多少银圆，否则就要撕票。外婆得知消息后简直快急疯了，四处张罗借钱筹款。还正在忙活着，外公居然毫发无损地回来了。原来，“老抬”把外公关押几天后派两个喽罗押着外公转移关押地点，谁知走到半路两个家伙的大烟瘾相继发作，又是流鼻涕又是浑身抽搐，动弹不得，结果眼睁睁地看着外公挣脱绳索逃走了。 冯玉祥治豫时，搞“新生活运动”，派出大兵四处搜罗裹脚女人。可是，这种延续了一千年的陋习也并非一下子能破除的。那一段时间，村口有人放哨，远远看到有冯玉祥的大兵过来就高喊：“查裹脚的来了！”正在地里忙活的妇女一听，撒腿就往家里跑，冯玉祥的大兵就在后面追，跟今天搞计划生育差不多。 后来日本人来了。外公的弟弟当时在县城卖馍，走到城门口时正赶上日本鬼子杀人立威，无端地被日本鬼子砍了头，在城门口挂了好多天。后来外公买通一个给日本人做翻译的同村人，花了不少钱才把尸首赎回来。几年里日本人就到过村里一次，吓得全村妇女脸上涂满锅灰躲到麦地里，被日本兵抓住的妇女倒也没怎么着，日本兵看着她们脸上黑糊糊、惊慌害怕的样子就哈哈地笑，嘴里还用生硬的汉语说“皇军大大的好，别害怕”，然后就走了。而汉奸队伍“皇协军”和一些杂牌队就挺可恶了，每次进村都偷鸡摸狗，搜刮财物，因此当地一些老百姓说“皇协军”比日本兵还坏。 虽然豫北先后被新旧军阀、国民党、日伪轮番控制，然而这几种政治势力始终没有能深入到乡村中来，除了要交各种各样的捐税、偶尔有各式各样的军队来搜刮骚扰外，豫北的乡村多半时间处于千百年来形成的村社自治体系之中，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着，直到解放。第二章 解放 一、土地改革 外婆有一个叔叔，游手好闲，喜欢吸鸦片、嫖娼及赌博。虽然吞并了外婆父母留下的遗产，有不少土地，但由于坐吃山空、肆意挥霍，到解放前夕已经把地卖得差不多了，沦为典型的农村流氓无产者。最后剩下一匹骡子，也找到外公，贱卖给了他。当时外公满心欢喜，还以为捡了个便宜，谁知不到四个月，土改就开始了。外公家被划作地主，家里的田地、牲畜、农具都被瓜分了，也从原来的二层小楼中被赶了出来，在一座老庙中栖身，我小的时候还在那里住过，直到1984年才在我母亲、大姨的支持下盖了一座新屋。而外婆的叔叔，流氓无产者，却因为身无分文，划为了贫农。 对于土地改革问题，尽管我的父母家都是地主，土改中被分掉了土地，但我一直都认为：土地改革是必要的，因为中国人口太多，土地资源有限，因而过度的土地兼并和集中会造成贫富分化和社会动荡。但是，我认为土改中仅仅依据财产多寡而给人划线，以决定是“统治阶级”和“被专政阶级”的做法是欠妥的，特别是再依据这种划线将歧视与迫害强加到被“均富”者及其子女身上。虽然共产党一直讲“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实际执行起来却往往不是这样。此外，不问农民财产的取得途径是否合法，简单地加以瓜分而不给任何形式的补偿，也容易人为地造成矛盾加剧。 二、阶级斗争 土改后，外公、外婆原来的住房被改成了村公所，后来叫大队部，还成立了贫农协会。这时附近几个村子里一些失去财产的原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秘密组织起来，雇了枪匪准备暗杀贫农协会主席和农会积极分子。密谋在村子最大的地主、外公的堂兄家里进行，外公被分配“承包”暗杀贫协主席。开完会回家后，老实巴交的外公长吁短叹，心神不宁。外婆看着外公情绪不对，急忙问怎么回事。外公在外婆逼问之下，只得和盘托出。外婆闻讯大吃一惊，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于是急忙赶到贫农协会主席家里，让他连夜逃走。贫协主席脱险了，后来半夜里枪匪开始行动，全村贫协积极分子除贫协主席一人不在刺杀未遂，其余的全部被匪徒杀害。 人民政府随即进行了镇压，首犯外公堂兄逃亡，多年没有音讯。六十年代末，他们家里人辗转得到消息，他逃到了山西某地山区，一个人住在一间窑洞里。他们家里人秘密地到了其藏身之地，但发现其早已死亡，只剩下一具白骨，于是用麻袋装着回来，秘密埋掉了。此事一直瞒着村里人，直到八十年代才得以公开。其他的参与者均被枪决。外公虽报信有功，却以出了钱、参与了密谋为理由，仍被判了4年劳动改造。在外公服刑期间，家里没有劳动力和生活来源，外婆靠给人做鞋底挣点钱养活三个孩子，不到四十岁头发全白了。 不过，实话实说，外公在监狱里的日子竟然比在农村还要好一些。那时监狱讲政策，像他这种罪行轻、人又老实的犯人，管教干部对他很是不错。起初，让外公担任采购，自由上街；后来成立监狱工厂后又让他当工人，干了几年成了熟练工。除了不让家属探视这一条不太尽情理外，监狱里的待遇还真不错：顿顿吃得饱，每星期吃一回肉，外公在里面养得白白胖胖。外公以前有眼病，当时监狱里还关押着一个日本军医当狱医，大概是个战犯，他治好了外公的眼病。 后来这座监狱工厂发展成了一个国营的大印染厂，外公也成为该厂的熟练工人。外公这人老实，领导让干啥就干啥，而且精益求精，领导不说休息就决不休息，因此监狱的领导们都很喜欢他。服刑期满时，监狱领导几次劝他留下来就业当工人，但老实巴交的外公执意要回家。外公回家那天，外婆和当时只有四岁多的母亲正被村干部指派在村口“把路口”，在监狱里养得白白胖胖、穿着簇新的工作服的外公从路口经过时，二人竟然面对面地互相认不出来——外公胖得脱了像，而外婆则在几年内由满头青丝变得白发苍苍。 三、兄弟姐妹 当时我的大姨刚刚成人，被村治保主任看上了。这个治保主任是村里少数几个外姓人之一，叫郑八，参加过抗美援朝，因战争致残，立过三等功，当时在农村十分厉害。郑八甚至许诺如把大姨嫁给他，他就想办法跟土改工作队说说，让把我家成分划成中农，其实他没这个本事。虽说巴结上郑八这个人可能会使我们家日子好过一点，但大姨死活反感这个人。而且，外婆是看着郑八长大的，熟知他为人凶残、懒惰，因此无论如何都不答应。当时土改工作队里有个年轻人，可能刚从学校毕业，比较同情我们家的处境，外婆求他出面顶住郑八的压力。于是这个年轻人谎称和大姨谈恋爱，让郑八死心。郑八不敢惹土改工作队的干部，于是只得恨恨地作罢。后来，外婆托人到邻村说媒，找到了当时正在郑州工作的我的大姨夫，草草成婚，于是大姨算解脱了。1991年外公病危，母亲和大姨回去伺候，还一起去了当年那个救了大姨的土改工作队员家里表示感谢，此时，他已经是滑县法院审判庭的庭长了。那个治保主任郑八后来对此一直怀恨在心，以后凡是运动都把我们家人往死里整。 我的母亲有兄妹四个，我母亲是家里的老幺，比大姨小18岁，比舅舅小13岁。大姨是长女，出生于1933年，1952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在郑州国棉六厂当工人的大姨夫，后在一个集体企业当了工人。大姨在大饥荒时期因为自己省下来往家送粮食，落下了浑身病根，在长期治疗中又引起不少并发症，有肾病、糖尿病、肝炎、高血压、心脏病、血管瘤、胃病等等，不过居然能挺到现在，也算是奇迹。大姨有一子三女，长子在郑州某大企业当电焊工，因技术精湛而收入尚可；表嫂也是工人，现在提前退休。大表姐高中毕业后接姨夫的班进了国棉六厂，现已下岗多年，靠卖保险谋生；大表姐夫是郑州橡胶厂电工，企业不景气，生活艰难。二表姐先在国棉三厂，后企业不景气，由二表姐夫调到市劳改局下属某企业；二表姐夫是某劳改农场管教干部，生活还过得去。三表姐八十年代待业几年后先接班到大姨所在的中原砂轮厂当工人，后来因表现好被厂里选送脱产读大学，毕业后回厂当干部，三表姐夫也是那个厂的技术员，后企业倒闭，双双下岗回家，三表姐夫靠给人打工维持生活，三表姐则竞选街道干部成功，也还过得去。 大姨之下还有一个弟弟，12岁时不幸夭折。我的舅舅出生于1938年，初中时成绩优异，因为外公判刑、家里太穷辍学。后招工到河南信阳，1962年调到河南新乡某印染厂当车工。1979年因工伤导致左眼失明、右眼视力下降到0.1，退休回老家务农。舅舅有三子，长子高中毕业后顶替舅舅到厂工作，现在厂里不景气；次子在4岁时因高烧导致痴呆，后掉到井中淹死；幼子初中毕业后务农一年，后来被送到我母亲开的小宫灯作坊学徒，三年期满后母亲给他买了生产工具，在山西自己做宫灯谋生。 我的父亲有兄妹五个，我父亲排行第四。我大伯出生于1925年，长大后考上了河南大学，后参加了国民党军队，上尉军衔。武汉解放前夕他所在部队阵前起义，改编成为解放军并留在了武汉。大伯有文学才能，解放后成了部队作家。 1954年武汉军民取得了抗洪斗争胜利，他写了一篇快板《江中游》，成为当时脍炙人口的作品；此外还写了一部话剧《北定中原》，被各军区文工团竞相搬上舞台，名噪一时。他曾两次作为“部队青年作家代表”在国庆时登上过天安门的观礼台，其中一次是1959年10周年国庆。大伯还曾作为随军记者参加西藏平叛，写了大量的通讯、随笔，还拍了一些照片。在西藏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平叛后从农奴主庄园挖出被活埋的农奴的情景，那是父女俩，刚被活埋几天（注西藏和平解放时，中央承诺不干涉西藏内部制度，所以农奴主依然有权处死农奴），死时表情十分痛苦。他还亲眼目睹喇嘛寺里人皮做的鼓、祭祀用的活人心脏。“文化大革命”期间大伯挨了整，被开除军籍、党籍，押送农村改造，1980年平反，重新恢复了军籍和党籍。大伯婚姻不幸，其妻子是解放前确山县长的千金，两人一直感情不和。文革时她曾经“检举揭发”过大伯，大伯平反后与之离异。2002年夏天，大伯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 我的大姑解放前在高等师范学校读书，在其男友张××（实际为中共地下党员）鼓励下参加了学生运动，后来参加了解放军，转业后当了中学教师。大姑父张××解放后到《解放军报》社担任编辑工作，当时《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一起被称为“两报一刊”，政治地位很高。大姑父是个政治投机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紧跟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注李讷当时化名肖力，在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报》社）造反夺权，成为《解放军报》社的实权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姑父作为“三种人”遭到清查，被清理出《解放军报》社，调到湖北一家部队农场任领导职务。大姑身体一直不好，于1969年病逝。 我的二姑解放前夕正在读高中，国民党溃败时随学校南迁，半路上被解放军围住缴械。当时解放军里缺文化人，于是动员学生参军，二姑就参了军。刚参军就参加了淮海战役，在前线认识了解放军汽车连连长的二姑父，后二人随部队南下至福州，安家落户。我的二姑父林××，原是运输大资本家的儿子，后来参加解放军，解放后一直在福建省交通系统工作，曾任福建省交通厅公路总监。现二人均已离休。 我的叔叔解放时还在读小学。他自幼喜欢钻研文史，但后来考大学填报志愿时，因为全国都在响应毛泽东号召“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于是脑子一热报考了北京农业大学，为此他一辈子后悔不迭。等到大学毕业时，再次响应号召，主动请缨到边疆，被分配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布特哈旗（注布特哈旗文革期间曾划入黑龙江省，文革结束后重新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现名扎兰屯市），在牧场一干就是20多年，在那里遇到我的婶婶，三十多岁才结婚。1985年以后，叔叔曾担任扎兰屯市副市长、自治区呼盟农业局局长等职，1989年叔叔调回农业部廊坊农业干部管理学院任图书馆长，现已退休。 全国解放后，父亲继续完成学业，上了初中。由于1948年跑反时丢掉了大部分财物，土改后又分掉了确山老家的地，没有收入来源，家里经济已经比较拮据。为了生活，祖母把省政府对门那一套大宅子卖了，当时卖了约2亿元（注旧币，相当于1953年币值改革后的2万元），在那个时代也算一笔不小的财富了。但是，习惯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祖母生活很不节俭，加上老家来的亲戚这个借、那个要，短短几年就把这笔钱散光了。 1951年，我的父亲16岁时恰逢解放军到学校挑人，于是成了一名公安部队战士。当时的公安部队是现在公安机关的前身，职责上则类似于苏联的“契卡”，虽然也穿解放军军服，但左臂上有一个盾形臂章以示与一般部队的区别。刚解放时全国形势尚不稳定，国民党散兵游勇和土匪猖獗。父亲所在的部队曾与土匪交战，由于土匪躲于暗处、行踪不定，双方胶着很久没有结果。后来有一次父亲送信途中遭遇土匪，放马来追，幸亏土匪被围困久了，人困马乏，硬是没有追上。父亲回营后马上向上级报告了土匪行踪，歼灭了这批匪徒，父亲因此立了功，还获得了一枚奖章。历史就是这样耐人寻味：出身于国民党官员的少爷、小姐们，全都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与柱石。当时祖母家的大门上，并排挂着4个“光荣军属”的牌子，在当地很是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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