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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的第2天，一篇名为《滴滴司机被罚2万自杀：生活比你想象的难得多》的微信文章在朋友圈悄然刷屏。考虑到即将在次日召开的重要会议，这篇充满情绪宣泄和挑衅意味的伪鸡汤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很难让人不产生联想——绑架民意影响政策——只能说，常见的套路，惯用的技俩。
但是，这种背后捅刀的软攻势并没有收到正面效果。随后的会议上，来自上海的全国人大代表樊芸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实名回怼：“两次想要私下沟通，只在两会前后联系”——没错，她说的就是滴滴。而上海，正是最早出台网约车实施细则的城市，更是网约车准入规则相对严格的城市之一。“私下沟通”，“两会前后”，这种毫不隐晦的表述，在含蓄的国人话语体系中已然不留颜面，传达着一种非常明显的愤怒情绪。
滴滴，即便融资数百亿美元，估值数百亿美元，仍然没能撕开一条口子，让自己黑暗的角落变的阳光普照。在这个冬去春来大地回暖的时节，仍有一股冷空气笼罩在它的头顶，挥之不去。
很多人说，“临时抱佛脚，考前大突击”式的公关方式不可取，但把锅完全甩给滴滴的公关团队，同样是不公平的。一直以来，对于互联网创新、提高就业相关的优质创业项目，政策方面都给予了十分强力的支持。我国也是第一个通过立法承认网约车地位的国家——滴滴也一直是这种支持的受益者。
然而滴滴更希望回到那个没有规则束缚，可以野蛮生长的时代。这种得陇望蜀式的企业心态，则是其始终无法打通任督二脉，晋级顶级企业的症结所在。说的再简单一些，滴滴一直高估了自己给社会带来的贡献，低估了自己给社会带来的破坏。这种认知偏差，是所有矛盾的根源，也是其对外沟通无法获得认同的根本原因。
回到文章开篇提到的《滴滴司机被罚两万自杀》事件，从结果来看，这个悲剧的产生似乎是源于难以承受的罚款。可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被罚是因为该司机并未取得相关运营资质，有违法事实，相关部门的处理程序也并无逾矩之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如果再往深处探寻就十分值得玩味了：司机在未取得运营资质的情况下，为何能在滴滴平台正常接单？
樊芸在陈述滴滴问题的时候曾提及：滴滴一直在向不具备营运资质的车辆和司机派单。一个可以赚钱的平台，这么做等同于是通过悬赏的方式在鼓励违法，在违法中获利的同时，还将风险转嫁给了个人。
这种感觉是不是似曾相识？拉·封丹的寓言诗《猴子和猫》讲的就是样的故事。而我国有个成语十分恰当的形容出这种关系——火中取栗。如今，滴滴是那只吃烤栗子的猴子，而那些不具备运营资质的司机，则成为被哄骗着去火里取栗子的猫。
不可否认的是，类似滴滴这样网约车平台的出现，的确在扩大就业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并不如滴滴自我标榜的那般大。网约车把汽车出行市场做大了，一部分是激发潜在消费，还有一部分是蚕食旧有的出租车市场。蚕食出租车市场这一部分毋庸赘言，激发潜在消费是通过大规模的补贴实现的。在补贴退潮后，消费者的热情正在减退，而从业者也面临着收入下降的窘境，这种类似独立承包、没有后续保障的工作岗位，对于渴望实现稳定、高质量、可持续就业的决策者而言，也如同有毒的面包和随时会爆的地雷。这个行业里的从业者越多，就越代表就业环境的恶化，这是任何当局都无法容忍的。而且在智能化未来的趋势下，司机属于夕阳行业，现在有多少人义无反顾的进去，以后就有多少人深陷其中。滴滴对此也心知肚明，并投资研发着自动驾驶技术，然而，这并不妨碍它在现阶段大张旗鼓的招纳司机入伙。
这又是一个火中取栗的故事。受益者没变，只不过受害者换了而已。
滴滴的强大，就在于它占尽了便宜，还把自己摘的很干净。它一边享受着来自底层的上供，驱使着他们更辛勤的工作；一边享受着来自上层的馈赠，诱导着他们更大度的宽容。生意做到这份儿上，也别无他家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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