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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还乡故事的文化意蕴及其接受方式 摘要：高祖还乡故事具有丰富深厚的文化意蕴，衣锦还乡的得意契合了富贵功名思想，酒酣耳热《大风》起体现着浓浓的诗酒情怀，游子思乡叶归根展现出人类心灵深处永恒的“家园”意识，此生有限忧难尽表达着深深的人生之忧。后世在接受中对其文化意蕴进行传承、拓展、剖析、升华、消解、新变，因此故事的接受方式亦呈现出多样性，主要表现为：效仿与模拟，歌咏与评论，戏谑与变异。 关键词：高祖还乡；文化意蕴；接受方式 《史记·高祖本纪》中详细记载了高祖还乡的故事：“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欢，道旧故为笑乐……沛父兄固请，乃并复丰，比沛……”[1]班固在《汉书·高帝纪》中对此事的叙述基本上依照司马迁的记载。史书中关于高祖还乡的记载真实、朴素而又丰富、生动。 高祖还乡的故事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千古不衰，这与故事多重立体的文化意蕴密切相关。刘邦功成名就而返乡，正是衣锦还乡得意处，其中包含着富贵功名思想，还乡之际，刘邦兴致颇高，酒酣耳热《大风》起，体现出浓浓的诗酒情怀，而游子思乡叶归根的真情流露，则展现出人类心灵深处永恒的“家园”意识，即使身为帝王，也是此生有限忧难尽，还乡故事中也表达着深深的人生之忧。后世在接受高祖还乡故事的过程中，或效仿与模拟，对其文化意蕴进行传承与拓展，或歌咏与评论，对其文化意蕴进行剖析、阐释与升华，或戏谑与变异，对其文化意蕴进行消解与新变，因此，高祖还乡故事的接受方式亦呈现出多样性。 一、文化意蕴 高祖还乡的故事中，刘邦具有多重身份，既是胜利得意的开国皇帝，又是久别还归的思乡游子，同时也是忧虑重重的晚年帝王，这大大扩展了故事的内涵。故事本身的文化意蕴是丰富深厚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衣锦还乡得意处——功名思想 刘邦返乡，这是一个胜利得意的开国皇帝的衣锦还乡，引人瞩目。胜利者的得意，是众多衣锦还乡故事中较为普遍的心态，刘邦自然也不例外。在推翻秦王朝的风起云涌的时代浪潮中，刘邦顺时而起，经过多年的艰辛努力终于取得胜利，成功地建立大汉，成为至尊帝王，功成名就之际，衣锦还乡，这是他付出多年的打拼和无数的心血才达到的，面对着家乡父老的热情和殷勤，刘邦此时的胜利得意之情是在所难免的。从传统文化看，中国人有着较为浓厚的衣锦还乡意识，如《史记》中所记载的，苏秦、韩信、主父偃、司马相如等人也都有衣锦还乡的经历，而刘邦最大的对手项羽也曾一直渴望着能衣锦还乡：“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2]衣锦还乡的观念可谓深入人心，史书中多有记载，如汉武帝对朱买臣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今子何如？”[3]光武帝对景丹说：“今关东故王国，虽数县，不过栎阳万户邑。夫‘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故以封卿耳。”[4]魏太祖对张既说：“还君本州，可谓衣绣昼行矣。”[5]衣锦还乡契合了人们的功名思想，往往意味着功成名就、人生得意、梦想成真、光宗耀祖等，为许多人所向往。刘邦作为从布衣登上帝位的大汉开国皇帝，他的还乡，与其他人相比，更具典型性，更具影响力，也更震撼人心。 2、酒酣耳热《大风》起——诗酒情怀 古往今来，诗酒情怀承载了人们丰富而细腻的情感，直通人的内心深处。酒和诗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着重要地位，与政治、社交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与人的情感也息息相关，喜悦、得意时可以借诗酒助兴，忧愁、失落时亦可借诗酒浇愁。酒和诗，成为还乡宴会的关键元素，体现出刘邦的诗酒情怀。刘邦与酒有着不解之缘，刘邦早年就“好酒及色”，[6]刘邦与吕雉的婚姻也是源于一次酒宴，刘邦斩白蛇的神异故事也发生在他酒醉之后。登上帝位后，刘邦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以酒助兴，与民同乐，酒酣之际唱出了被称为“天纵之英作”[7]的《大风歌》。《大风歌》不仅是高祖还乡故事的高潮，也是整个《高祖本纪》的高潮。刘邦歌唱《大风歌》的时刻，是一个胜利得意的时刻，也是一个忧愁悲伤的时刻。他的矛盾心理和复杂情愫，赋予了这个故事多重意蕴。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刘邦为了使刘氏江山稳固，不惜杀害多位开国功臣，这使他极为矛盾，若不杀韩信等人，则他们军事才能过人，势力咄咄逼人，时刻威胁着刘氏江山，而杀了这些卓越的帅才、将才，谁又来保卫刘家天下？《大风歌》凝聚了这种种复杂的情感，既充满着一代帝王的英气，又隐含着无尽的忧虑，耐人寻味，影响深远。刘邦还乡所流露出的诗酒情怀，意味深长，这也是高祖还乡故事深入人心的重要原因之一。 3、游子思乡叶归根——“家园”意识 贵为皇帝的刘邦，也是一个久别还归的思乡游子，心底有着浓浓的乡情，面对乡亲，道出了游子真情，为整个故事抹上了一层浓郁的人文底蕴。游子作为一种特殊的身份，从外在看，是身不在故乡，不论成功与否，都是处在异乡的天地中；从内在看，是心灵的劳顿和疲惫，没能栖居在自在无忧的“家园”，心灵得不到诗意的安放。人生也是一趟旅程，浓浓的思乡情，体现出人对自身归宿的探寻，寄寓着叶落归根的生命归属感。故乡是人生旅程的起点，是游子的出发地，是梦想和希望开始的地方，而游子叶落归根的情结，又表明故乡也是人生诗意的归宿，起点与归宿融于一体，形成游子心中的生命之圆。叶落归根，不仅代表着游子外在旅途的回归，也代表着内在精神之旅的回归，身与心都回归故里，将灵魂安放在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园”，思乡之情也是文学中的重要主题。故乡情，游子意，“家园”意识，是人类心灵深处永恒的情怀，高祖还乡的故事也因此而亲切感倍增，容易引起人情感上的共鸣，所以能经久传诵，魅力不减。 4、此生有限忧难尽——人生之忧 衣锦还乡时刘邦已到人生的晚年，又在平叛战争中受伤，离去世的时间也不远了，“四月甲辰，高祖崩长乐宫。”[8]刘邦对自己的生命将要走到尽头应该是有所思考、有所预感的，“病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于是高祖嫚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病，赐金五十斤罢之。”[9]刘邦晚年的这段岁月堪称内忧外患。这里所谓外患是指刘邦对如何铲除异己、巩固刘氏江山的担忧，为了诛杀那些谋反的或者被逼谋反的昔日功臣，刘邦不得已多次亲征，已经消耗了太多的心力、体力，有些筋疲力尽了，而天下仍旧不太平，这让他忧心忡忡。内忧则是指易太子一事让刘邦左右为难，刘邦想要废掉太子刘盈，而立宠妃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为太子，但遭到大臣反对，周昌强争，张良劝谏，叔孙通更是以死力保太子，刘邦难以如愿实施，吕后用张良计策请商山四皓出面，迫使刘邦最终无奈地放弃了易太子的想法。身为皇帝，刘邦在易太子之事上却难以做主，不能保护宠妃和爱子，最后只得屈从于吕后的势力。生命将要走向终点本来就令人忧伤，内忧外患皆使刘邦的晚年颇不如意，身前身后忧虑重重。结合还乡故事及其前后叙事，可以感受到刘邦晚年深深的无奈与忧伤，这为整个故事增添了浓浓的悲剧意蕴。 二、接受方式 刘邦作为大汉的开国皇帝，他的一举一动都更容易引起关注，在汉初社会，高祖还乡应该算是一件大事，还乡的重要成就之一——所作的《大风歌》当时就被“沛中儿”传唱，刘邦去世后，还乡故事依然余音袅袅，《史记·乐书》记载：“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10]《汉书·礼乐志》亦载：“初，高祖既定天下，过沛，与故人父老相乐，醉酒欢哀，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至孝惠时，以沛宫为原庙，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为员。”[11]《大风歌》承载着高祖还乡的故事，久久回荡在汉代的历史天空中，从民间到朝廷、到祖庙，影响巨大。刘邦还乡高唱《大风歌》，“沛县父老筑台纪念，名曰‘歌风台’，并在台上树碑，用大篆刻《大风歌》。大风歌碑共存三块。”[12]歌风台、大风歌碑如同历史的见证人，向人们诉说着高祖还乡与父老乡亲畅饮，酒酣而歌《大风》的往事，有力推动了高祖还乡故事的传播接受。总体来看，后人对高祖还乡故事的接受方式主要有：效仿与模拟、歌咏与评论、戏谑与变异。 1、效仿与模拟 刘邦开启了一种帝王还乡的模式，其中包含的主要元素有还乡、宴会、畅饮、诗歌、免赋税、得意、思乡、忧愁等。以此观之，后世帝王对高祖还乡故事的效仿与模拟也往往包含了这个模式中的某个或某几个关键元素。 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曾大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13]而刘邦则真正实现了从布衣到皇帝的传奇，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布衣皇帝，他开创大汉基业，功勋卓著，声名赫赫。功成名就之后的衣锦还乡本来就是许多人梦寐以求之事，刘邦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的衣锦还乡尤为引人关注。刘邦是大汉的开国皇帝，又是布衣出身，他以其特殊的身份开了帝王衣锦还乡的先河，引起后世帝王的效仿模拟，史书中多有记载。 《后汉书》记载，东汉光武帝刘秀是“南阳蔡阳人，高祖九世之孙”[14]，建武十九年，刘秀还乡，“壬申，幸南阳，进幸汝南南顿县舍，置酒会，赐吏人，复南顿田租岁。父老前叩头言：‘……愿赐复十年。’……帝大笑，复增一岁。”[15]刘秀衣锦还乡，与父老乡亲大摆酒宴，免赋税，这与其祖先刘邦的做法甚为相似。且史书的记载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刘邦还乡免赋税时起初只免除了沛地的，后在乡亲的请求下才免除了丰地的；刘秀免赋税起初只免除了一年的，后在乡亲的请求下又增加了一年。刘秀还乡也是宴饮、赏赐、免赋税。可以说，刘邦对后世帝王的衣锦还乡具有典范意义。 后世效仿模拟高祖还乡的诸多帝王中，较为典型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太宗生于庆善宫，贞观六年幸之，宴从臣，赏赐闾里，同汉沛、宛。帝欢甚，赋诗……”[16]李世民还乡也是摆酒设宴，与民同乐，赏赐乡里，并即兴赋诗，史书还特意点出“同汉沛、宛。”[17]李世民不仅在还乡的行为上效仿模拟刘邦，就是在还乡所赋之诗《幸武功庆善宫》中也明确指出“欢比大风诗”[18]。李世民的还乡不止一次，所作诗歌也有多首，《重幸武功》中的“列筵欢故老，高宴聚新丰”、“于焉欢击筑”[19]仍是对刘邦还乡念念不忘，《过旧宅二首》中又提到“新丰”和《大风歌》[20]。可见李世民对刘邦衣锦还乡之事是颇为欣赏的，并亲身效仿，还乡赋诗中也是屡屡提及，李世民还乡也是宴饮、赏赐、赋诗、与民同乐，足见其所受刘邦还乡故事的影响之大之深。 高祖还乡的故事在不同朝代、不同民族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汉族的帝王效仿高祖还乡，少数民族的帝王也不例外。 如南北朝时期北周明帝宇文毓也曾效仿刘邦还乡，《周书》和《北史》都有记载。《周书》：“丁未，幸同州。过故宅，赋诗曰：‘玉烛调秋气，金舆历旧宫。还如过白水，更似入新丰。霜潭渍晚菊，寒井落疏桐。举杯延故老，令闻歌《大风》。’”[21]《北史》：“丁未，行幸同州故宅，赋诗。”[22]宇文毓还乡也有赋诗，其中“更似入新丰”、“令闻歌《大风》”[23]直接显示出深受刘邦还乡故事的影响。 金世宗完颜雍也曾效仿刘邦还乡，《金史》：“二十五年四月，幸上京，宴宗室于皇武殿，饮酒乐，上谕之曰：‘今日甚欲成醉，此乐不易得也。昔汉高祖过故乡，与父老欢饮，击筑而歌，令诸儿和之……朕巡幸至此，何不乐饮。’……歌毕，泣下数行……”[24]完颜雍直接点明学古之意，他回到故乡，又是宴饮，又是悲歌，与刘邦还乡颇为神似。 效仿和模拟汉高祖刘邦衣锦还乡的还有准帝王，如西晋的奠基者司马懿，在行军途中路过家乡温县，“见父老故旧，宴饮累日。帝叹息，怅然有感，为歌曰……”[25]司马懿虽未称帝，却是魏国后期朝政大权的实际掌控者，是西晋王朝的开创者，死后被追尊为宣皇帝。司马懿的还乡与刘邦亦有诸多相似之处，返乡的背景都是行军路过家乡，回乡后都是与父老旧识宴饮数日，且都有感而作歌，何其相似。 高祖还乡的故事在后世接受极广，不仅体现在帝王、准帝王具体的还乡事件中，也对后世帝王的一些行为产生了影响，如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十六年免除故乡凤阳、临淮的徭赋，也是模仿刘邦还乡时免除故乡赋税的做法，《明史》记载：“复凤阳、临淮二县民徭赋，世世无所与。”[26]《明太祖实录》中明确记载朱元璋谓户部臣曰：“凤阳，朕故乡，皇陵在焉。昔汉高帝生于丰，起于沛，既成帝业，而丰、沛之民终汉世受惠。朕今永免凤阳、临淮二县税粮徭役。宜榜谕其民，使知朕意。”[27]这里直接点明效仿刘邦之意。 2、歌咏与评论 高祖还乡的故事被广泛接受，不仅得到后世帝王、准帝王的效仿与模拟，也得到文人墨客的高度关注，历代文人对高祖还乡之事进行歌咏与评论的作品有很多，如南北朝时期大文学家庾信的《汉高祖置酒沛宫赞》：“游子思旧，来归沛宫。还迎故老，更召歌童。虽欣入沛，方念移丰。酒酣自舞，先歌《大风》。”[28]这表明早在南北朝时期，文人就已经在作品中歌咏和评论高祖还乡的故事了。 唐代大诗人李白在《登广武古战场怀古》中对汉高祖刘邦完成统一大业的历史功绩进行肯定和赞美，其中的诗句就写到刘邦还乡酒酣作《大风歌》之事：“楚灭无英图，汉兴有成功。按剑清八极，归酣歌大风。”[29]鲍溶的《沛中怀古》一诗，歌咏刘邦还乡之事，汉高祖当年回到故乡与父老乡亲们欢聚宴饮，并高唱《大风歌》，昔日汉高祖的一派雄风和一身豪气，令人怀念，也令人向往。胡曾的《沛公》：“汉高辛苦事干戈，帝业兴隆俊杰多。犹恨四方无壮士，还乡悲唱大风歌。”[30]诗人对刘邦重视人才、知人善任、创立千秋功业表示钦佩和热情的颂扬，并通过高祖还乡悲唱《大风歌》之事对刘邦取得天下后仍然求贤若渴的态度进一步肯定和赞扬。林宽的《歌风台》：“蒿棘空存百尺基，酒酣曾唱大风词。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尽解诗。”[31]诗人感慨古今，表达了对刘邦的欣赏和歌颂，高祖还乡，酒酣而作《大风歌》，刘邦不仅是具有雄才大略的英雄，而且也具有诗人情怀，懂得以诗歌抒情。 宋代张方平的《过沛题歌风台》：“落托刘郎作帝归，樽前感慨大风诗。淮阴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为？”[32]布衣出身的刘邦，终能统一天下，建立大汉，功业卓著，刘邦还乡宴饮作诗的豪迈壮举，在历代歌咏评论的作品中，多有歌颂赞美之声。张方平在此诗中却能一反常见，认为刘邦迫害韩信、英布、彭越之类的功臣，还乡时却又作《大风歌》以求猛士，可见其言行矛盾，这首诗对刘邦充满讽刺之意，颇具新见。汪元量的《歌风台》一诗中，用“沛上风云汉帝归”[33]直接点出刘邦在建立汉朝、实现一统、功成名就之际衣锦还乡这件历史上的盛事。 元代傅若金的《沛公亭》，诗人由眼前之景追怀英雄，刘邦统一天下、建立大汉的卓越历史功绩，高祖还乡酒酣而歌《大风》、思猛士的豪迈壮举，都令诗人无限感怀。张昱的《过歌风台》一诗，先写刘邦返乡的得意，刘邦由小小的亭长而成为建立大汉、主宰天下的天子，其衣锦还乡正是胜利帝王志得意满的外在流露。诗人又从刘邦酒酣所作《大风歌》中表达的思猛士情怀出发，挖苦和讥讽了刘邦不择手段屠戮韩信、彭越、英布等功臣的行为。刘邦在还乡宴饮的一片欢愉中，仍然流露出思乡归根之情，人生有限，帝王也不例外，悲从中来。诗人由咏史怀古而感慨古今。 明代朱朴的《歌风台》，诗中点出汉高祖衣锦还乡的历史事件，不仅提到“酒阑歌彻《大风》词”，还点出“高皇犹有故乡思”。[34]陶望龄的《沛县过高帝庙》：“路经旧沛山川古，龙起中原战斗多。一代雄图开赤帝，千秋遗庙傍黄河。云归尚识真人气，风起犹传猛士歌。魂魄来游长此地，汉宫秋色近如何?”[35]诗中赞颂刘邦的功业，肯定刘邦是“真人”，点出汉高祖还乡酒酣击筑作《大风歌》之事。 清代袁枚的《歌风台二首》基本上都是本于史书对高祖还乡史实的记载，诗句中多直接涉及史实，诗人观歌风台时有感而发，遥想汉高祖昔日还乡的历史盛事，诗人赞颂刘邦的不朽功业、英雄气魄，也肯定和推崇刘邦的诗才，刘邦酒酣而作的《大风歌》是非常出色的，同时，诗人也被刘邦浓浓的思乡情所感染。又如孙原湘的《歌风台》：“韩、彭戮尽淮南反，泣下龙颜慷慨歌。一代大风从此起，四方猛士已无多。英雄得志犹情累，富贵还乡奈老何！此去关中莫回首，只应魂魄恋山河。”[36]高祖还乡的史实本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诗人从史实出发，并非一味地歌颂或者讽刺高祖还乡，而是深深体味到了身为开国帝王的刘邦在衣锦还乡之际的种种复杂情愫。刘邦为了铲除异己，不惜想方设法消灭开国功臣，还乡宴饮的欢愉之际，却不禁为缺少保家卫国的猛士而忧愁、落泪，其忧国之心、思猛士之念，在酒酣而作的《大风歌》中更是有着直接的抒发。刘邦是在功成名就的得意之时富贵还乡的，但其游子思乡、叶落归根的情怀仍然非常浓烈，其中也流露出人生易老、生命有限，而故土难忘的感慨。可见诗人对高祖还乡的史实所蕴含的丰富深厚的文化意蕴有着深刻的体会和理解。 3、戏谑与变异 后世对高祖还乡这一真实历史故事的接受方式，不仅有效仿与模拟、歌咏与评论，还体现出戏谑与变异。 如唐代李玫所撰《纂异记》中的《三史王生》记载：“尝游沛，因醉，入高祖庙。顾其神座，笑而言曰：‘提三尺剑，灭暴秦，剪强楚，而不能免其母“乌老”之称，徒歌“大风起兮云飞扬”，曷能威加四海哉！’”[37]其中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四海”之说，就出自高祖还乡作《大风歌》的故事。小说与史书不同，史书以实录为准则，《三史王生》则从史实出发，又充分运用想象夸张等手法，通过写王生梦境中与刘邦的争辩，表现了对汉高祖的讽刺批判。小说中的王生精通三史，对史书中关于刘邦的记载非常熟悉，王生醉游高祖庙，对刘邦一番揶揄和嘲笑，其中包含对刘邦还乡所作《大风歌》的戏谑和嘲弄。 又如据《渑水燕谈录》记载：“贡父晚苦风疾，鬓眉皆落，鼻梁且断，一日与子瞻数人小酌，各引古人语相戏，子瞻戏贡父云：‘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壮士兮守鼻梁？’座中大噱，贡父恨怅不已。”[38]刘攽晚年得麻风病，须眉皆落，鼻梁也快断裂了，刘攽与苏轼等人相互引古语开玩笑，苏轼戏谑修改刘邦还乡时所作《大风歌》中的诗句，巧加变化，以此来取笑刘攽，诙谐幽默。 后人对高祖还乡故事的戏谑与变异，最突出地体现在元曲中。元曲中以高祖还乡故事为题材的作品很多，如白朴《高祖归庄》、张国宾《汉高祖衣锦还乡》等，其中最为新奇和出色的是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钟嗣成《录鬼薄》称：“维扬诸公俱作《高祖还乡》套数，公《哨遍》制作新奇，诸公者皆出其下。”[39]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是对汉高祖刘邦还乡故事戏谑与变异的典型代表。睢景臣的这套散曲名为《高祖还乡》，实际上完全颠覆了史书中对高祖还乡故事的记载，作品幽默嘲讽，喜剧性强，如“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一面旗鸡学舞，一面旗狗生双翅，一面旗蛇缠葫芦”、“那大汉下的车，众人施礼数，那大汉觑得人如无物。众乡老展脚舒腰拜，那大汉挪身着手扶。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脯”、“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捽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40]在这篇作品中，汉高祖刘邦衣锦还乡的气派和帝王的尊严不复存在，免除徭役赋税的浩荡皇恩不复存在，诗酒宴会的酣畅尽兴不复存在，游子思乡的家园情怀不复存在，忧愁难解的悲剧意蕴亦不复存在。这套散曲运用一个没有文化、没见过世面而又深知刘邦底细的乡民的口吻来写，皇帝还乡兴师动众，张扬卖弄，大摆排场，这一切通过乡民的观察和叙述，显得无比荒唐、滑稽可笑，皇帝还乡的神圣庄严荡然无存，顿时成为一场闹剧，全篇构思大胆新奇，对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抱以轻蔑嘲弄的态度，对高祖还乡之事极尽戏谑与讽刺，生动活泼，诙谐幽默。睢景臣身处元代这样一个民族矛盾、社会矛盾尖锐的特殊朝代，这套散曲是对历史上高祖还乡故事的戏谑与变异，作者不受高祖还乡史实的束缚，大胆进行想象和虚构，运用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巧妙地进行了陌生化的艺术处理，妙趣横生，充满喜剧色彩，实际上也是借古讽今，表达对元蒙统治者的不满和蔑视。 后世文人在接受高祖还乡故事时，通过戏谑与变异的方式，从而使史书所记载真实故事的主要文化意蕴呈现出消解趋势，而这种接受方式又会赋予故事新的文化意蕴。文人们以史实为基础，又突破史实的束缚，对原故事进行大胆的戏谑与变异，这种对高祖还乡故事的接受方式是完全服务于现实创作需要的。 高祖还乡，看似简单的故事，却拥有丰富深厚的文化意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不断地被传诵、评论、歌咏、改写，千百年来激荡人心，后世在接受时对其文化意蕴或传承与拓展、或剖析与升华、或消解与新变，所以故事的接受方式亦具有多样性。 注： [1]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 1982年版，第 389 390 页。 [2]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 1982年版，第 315 页。 [3]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792 页。 [4]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773 页。 [5]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472 页。 [6]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 1982年版，第 343 页。 [7]刘勰《文心雕龙》，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60 页。 [8]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 1982年版，第 392 页。 [9]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 1982年版，第 391 页。 [10]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 1982年版，第 1177 页。 [11]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045 页。 [12]沛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沛县年鉴 2005》，方志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51页。 [13]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 1982年版，第 1952 页。 [14]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1 页。 [15]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71 页。 [16]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468 页。 [17]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468 页。 [18]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中华书局 1999 年版，第 4 页。 [19]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中华书局 1999 年版，第 4 页。 [20]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中华书局 1999 年版，第 5 页。 [21]令孤德棻等撰《周书》，中华书局 1971 年版，第 56 页。 [22]李延寿撰《北史》，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335 页。 [23]令孤德棻等撰《周书》，中华书局 1971 年版，第 56 页。 [24]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891 892 页。 [25]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0 页。 [26]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40 页。 [27]《明实录·明太祖实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微卷影印，第 2394 页。 [28]庾信撰，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632 633页。 [29]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中华书局 1999 年版，第 1846页。 [30]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中华书局 1999 年版，第 7472页。 [31]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中华书局 1999 年版，第 7057页。 [32]张鸣选注《宋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3 页。 [33]汪元量著，胡才甫校注《汪元量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52 页。 [34]杜贵晨选注《明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74 页。 [35]宋鸣主编《元明清诗词曲九百首》，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53 页。 [36]钱仲联、章培恒、陈祥耀、潘啸龙等撰写《元明清诗鉴赏辞典清·近代》，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356 页。 [37]李玫、袁郊撰，李宗为校点《纂异记甘泽谣》，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0 页。 [38]王辟之撰《渑水燕谈录》，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87 页。 [39]钟嗣成等著《录鬼簿（外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36 页。 [40]隋树森编《全元散曲》，中华书局 1964 年版，第 544 5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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