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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的夏天，在长江三峡的游轮上，李敬泽第一次读到了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布罗代尔从吃穿用度、从日常生活中微小的细节勘察的历史观激发了这位年轻人，他开始寻索那些隐没在历史角落里的人和细节，在五六年的时间里，他持久地穿行于博杂的文本，靠评论家的逻辑与理性、作家的想象与重构、历史与考古学的“童子功”，搜集、整理、辨别、勾连，于2000年辑成《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6年后，李敬泽将此书重新修订、增补，以《青鸟故事集》为名，交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青鸟故事集》被称作是一部“误解小史”，历史的夹缝中有太多被人忽视却意味深长的细节，充满好奇与误解的对望。16年间李敬泽用文字构建出的意象和哲思始终惊艳。为此，河北省新华书店公司于上周末主办了一场名为“在知识与历史中趣味穿行——李敬泽《青鸟故事集》读者分享会”的活动，给石家庄读者带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文学体验。
打开误解是个美妙的过程
记者：这本书在16年前叫《看来看去和秘密交流》，如今添加了一些文章再版为《青鸟故事集》。青鸟，自古以来在笔下的职责是传递消息，你在书中探讨的“误解与沟通”，时隔16年，还依然贯穿始终吗？
李敬泽：不仅仅是一个写作者，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对陌生的人和事，新鲜的人和事好奇。我的童年是在石家庄度过的，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中毕业都在，我们石家庄当年不是大地方，那个时候街上要有一个外国人走过，人们可开眼了，在这我没有嘲讽的意思，因为我当时就在其中。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跟着外国人一路走，一直到人家进了招待所才算完。为什么？好奇啊，我们庄终于来外国人了。好奇是人类最珍贵的品质，好奇心驱使我们了解陌生的人和事，但这个了解却是我们人类生活里面一件最简单也最难的事。
为什么难？不用说中国人见到外国人，就说家里跟你过了一辈子的人，某个瞬间也觉得他像个陌生人，你跟他说了无数的话，却发现你们俩还真是没有知心的话，这是难。比这个难更糟糕的是你们之间还会有很多的误解，由误解而来，还会产生很多问题，你还觉得委屈，这是我们面对的最无奈的事情。
记者：就是说，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深刻误解的世界？
李敬泽：人与人之间的误解、文化与文化之间的误解、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之间的误解，是必然的，即便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依然身处一个相互之间深刻误解的世界。
中国人碰到外国人，外国人碰到中国人，达到相互理解就更难了。这个难，我们中国人从1840年以来，认识到天下之大不仅中国，还有七大洲四大洋，我们面对大量陌生的经验，这种情况下如何理解别人，怎么让别人理解自己这本身就是我们文化中和我们生活中的核心问题。让别人理解自己的过程其实也是自我理解的过程。所以文学说到底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推敲参透琢磨我们怎么理解别人，别人又怎么理解我们这件事。
所以《青鸟故事集》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误解，自己生活中的误解，所处世界上的误解，意识到这个误解并琢磨这个误解是何以发生的，这本身就是极其有意思的事，看清误解本身就是达到理解的必由之路。“误解”是一个美妙的词，打开误解是个美妙的过程。在中国的传统和精神中，不管误解如何发生，始终存在生机勃勃的、开放性的力量，保持对于异质经验的好奇心和接纳热情，保持愿意想象陌生事物的意愿和能力，这是非常宝贵和重要的。
比知识更重要的是见识
记者：书中写到了历史的夹缝中有太多被人忽视却意味深长的细节，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边角余料，也感受到了历史的力量。还有之前的《小春秋》，好像你对历史知识很有心得，才能在故纸堆里发现别人不曾注意到的微小地方。
李敬泽：说老实话这些知识吓唬非专业人士没问题，吓唬真正的教授和专家是肯定要出纰漏的。知识在文学文本上不是学术或者硬的知识。我们都看过《红楼梦》，贾宝玉进了秦可卿的卧室，这个时候曹雪芹津津有味地描述了秦可卿卧室里的陈设，这些陈设都是什么呢？武则天的宝镜、赵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等，一看就是在胡扯，或者说他在提供伪知识。这恰恰是曹雪芹，他要的就是亦真亦假里的讽刺性效果。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不是向大家炫耀有学问，他通过伪知识，那些似真似假所谓知识所建构房间的陈设，提供特定的情景和氛围，他要给秦可卿这个人，以及后来贾宝玉的太虚幻境一个外在铺垫或者外在风格化的装饰。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的知识不是学术意义上的知识，仅仅是有趣，好玩，能够对我们打开世界提供帮助。我倒没叫它为知识，因为在我写的时候确实都是有依据的，重要的是有趣的，我觉得对文学来讲，比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一个词叫见识。
记者：你是著名的评论家，这本书却让其他评论家们“犯了难”，就是在文体上怎么进行界定。它不是散文，不是小说，也不是诗歌，但又包含了这一切。既然不能简单命名，评论家们便以一种新的书写形式来命名，称之为“李敬泽体”。在你看来，种种指认是狭隘的吗？
李敬泽：我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招人烦的，写一本书我从来都不掩饰态度。一个作家是不可能写让所有人都高兴的书，就我来讲我只是写给我认为的聪明人，写给我认为有足够的心智能力的人，写给像我一样“坏”，像我一样脑袋刁钻复杂的人。大家都知道我原来是批评家，现在觉得做批评做得差不多了，我也不太想做了。我有个梦想，就是我迟早还要再写一本，我要把批评家难为死，因为没有人比我更知道批评家的那套，他们的那套路数，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
就这本来说，在书店卖的时候放在散文那块，散文是什么？前几天有朋友说，现在散文有个问题，散文是根本不需要批评的，是因为散文所见即所得的问题，在书里已经明明白白了，不需要你费力去思考，恰恰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得承认我这个散文不算是所见即所得，我这个散文有它一时搞不明白的东西，有和你之间形成紧张关系的东西。一个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是各种各样的。有的作者写的时候希望要让读者怎么喜欢我，怎么一见倾心，我更希望我和我的读者有一个紧张关系，像下棋一样，希望能有棋逢对手的读者，这是写作的乐趣，同时也是阅读的乐趣。
至于文体，对于批评家来说一本书拿过来先问这是小说、散文、诗歌，要对它进行分类。但我们看中药店，药柜都写着三七、黄芪、地龙、砒霜，但是大自然不是按照药柜生长的，草生长的时候不知道自己是三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宁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野生野长的苗，我先找到痛快写到痛快再说。《青鸟故事集》在这个意义上我做得远远不够，我这本写得比较早胆子还比较小，而且那时候我还当着批评家呢，所以我要继续努力，向着药柜之外的原意去写。
来石家庄有回家的感觉
记者：你虽然祖籍山西，生在天津，但我们都知道你和河北的渊源很深，1966年到的保定，1968年跟着父母来到石家庄，1980年成为河北省高考文科状元，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这次文学分享会前，你作为“杰出校友”还去走访了母校石家庄市二中。每次回到石家庄，是什么样的感觉？
李敬泽：1958年，河北、天津行政合并，省会由保定迁往天津。1964年，我在天津出生。1966年5月，保定又一次成为河北省省会，我就跟着父母回到了保定。1968年2月，石家庄成为河北省新省会，我又跟着父母来到了石家庄。可以说，我们一家人的生活轨迹，就是跟着咱们省会转。
来石家庄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在这里比较自在，熟人多，即使不熟的人觉得也很亲切。昨天在二中，学校视频采访了我当年的班主任张尔乔和英语老师林又森，我的老班主任都八十多岁了，看到他的视频，我非常感动。
人都有多重身份，这次回来我强烈意识到自己还有一种身份——我是河北人，在河北长大。这次我住的宾馆在中华大街边上，我上的小学就在中华大街一带，但现在看已经完全不同。我很感慨，再到石家庄来我已经找不着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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