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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历史，教科书往往交代得比较潦草，甚至只以“藩镇割据”敷衍过去。其实，这段历史将近一百五十年，涌现了许多风云人物和精彩故事，而“牛李党争”就是其中的重要篇章。
牛李党争，是指唐代中后期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与李德裕为首的的“李党”之间的争斗。这场党争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到唐宣宗时才结束，持续将近四十年。它是唐王朝走向衰落的集中表现，同时又大大加深了这种衰落。
那么，这两派势力为什么争？又在争什么呢？
牛僧孺像
事情要从一场考试说起。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牛僧孺考中了进士。三年后，唐宪宗为选拔优秀干部，又举行了一场特别考试。当时的牛僧孺血气方刚，在考试中毫无顾忌地批评时政。他的胆略见识深为考官激赏，成绩被列为上等，不料却得罪了当时的宰相李吉甫，因此遭到“斥退”，好几年不得起用。直到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李吉甫死后，牛僧孺才被提拔为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
这个宰相李吉甫，就是李德裕的父亲。这场考试也被后世视为“牛李党争”的开端。当然，牛李之间的矛盾可不止这点私怨。实际上，两派势力之所以斗这么久，还因为在人才选拔、宦官专权、藩镇割据、边患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而由于牛、李二人家世背景的不同，这场党争也被看作世家大族与进士阶层之间的冲突。党争期间，两派人马就像跷跷板一样此起彼落，轮流掌权，只要一派在朝中得势，另一派的人马定会被大批外放，贬谪，迫害。
本来，安史之乱后的大唐已是江河日下，经过这番折腾，就更是雪上加霜。
李德裕像
相较于牛僧孺，李德裕在历史上的名气似乎更大。由于出身世家，父亲又是宰相，他靠门荫进入仕途，历仕六朝，两度拜相，最高光的时刻是在唐武宗即位后当宰相的五年，外攘回纥、内平泽潞，制驭宦官，政绩显赫，拜为太尉，封赵国公。后来唐宣宗忌惮他位高权重，加上朝中牛党得势，他被一贬再贬，最后以一个芝麻官的身份死在海南。后世对李德裕评价甚高，李商隐誉之为“万古良相”，梁启超则将他与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并列，称为封建时代六大政治家之一。
既然李德裕是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的死对头牛僧孺就一定是奸邪小人吗？当然不是。正如他在那场考试中的表现一样，牛僧孺为人刚正，为官清廉，对当时社会的种种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同样多次拜相，同样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只是，相较于政治才能，他在文艺上的才华似乎更为突出。不仅诗词歌赋样样精通，而且还特别擅长写“传奇”，也就是文言的短篇小说，情节曲折离奇，甚至神秘怪诞，有点像后世的《聊斋志异》。当时写这种小说成为一种风尚，牛僧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还把自己的小说编成了一本厚厚的集子，名为《玄怪录》，在当时的文人圈中疯传。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选传奇之文，荟萃为一集者，在唐代多有，而煊赫莫如《玄怪录》。”可惜，这本书后来散逸了，只能在宋人编的《太平广记》里看到一些残篇。
牛僧孺大概没想到，他写小说的本事会被政敌们当成攻击自己的把柄。
在牛李党争最高潮的时候，一篇叫《周秦行纪》的小说忽然在文人圈里流传开来，而且是以牛僧孺的口吻，用第一人称“自述”的，大意是：
我在德宗贞元间赶考落第﹐经洛阳﹐过鸣皋山时﹐因暮色苍茫而迷路。正一筹莫展之际，忽然闻到一股异香﹐于是顺着香气走进一所大宅院。（忽闻有异气如贵香，因趋进行，不知厌远。见火明，意庄家，更前驱，至一宅，门庭若富家。）
穿着黄衣的看门人领着我往前走，一直穿过十几重门，才来到一座大殿前。殿前挂着珠帘，殿下立着几百个穿着红黄锦衣的卫士。（入十余门，至大殿，蔽以珠帘，有朱衣黄衣阍人数百。）
接下来的故事就更离奇了。黄衣人命我向帘内跪拜，帘内忽然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我是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这里是我的庙，今天是什么风把郎君您吹来了啊？”（帘中语曰："妾汉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庙，郎君不当来，何辱至此？"）
我说明来历，薄太后忙请我上殿说话，又设宴款待。席间，薄太后唤出许多绝色美女来陪酒，一问，居然是戚夫人、王昭君、潘淑妃——还有本朝的杨贵妃！
杨贵妃
我受宠若惊，然后宾主答拜，和她们一起饮酒赋诗，十分欢洽。席间，杨贵妃问我当今皇帝是哪位，我回答是唐代宗的长子李适。杨贵妃冷笑一声：
“想不到沈婆的儿子竟做了天子。”（“沈婆儿作天子也，大奇。”）
酒宴一直持续到夜深，薄太后使王昭君陪我过夜，春风一度，鱼水相得。第二天拂晓时分，我与她依依作别，然后恍恍惚惚往前走。等天大亮之后，我走到一处城邑，询问当地人，说离此十余里的地方有一处薄太后庙。但当我按他指的路线返回时，只看到一片断壁残垣，全不复昨夜之景象。一切如梦如幻，只有我衣服上的香气一连十几天不散……
王昭君
这篇小说乍一读来，不过是一个写 “书生艳遇”的神鬼故事，此类故事在唐传奇里屡见不鲜，在《聊斋志异》里更是俯拾皆是。然而，这一篇实在与众不同——倒不是情节的荒诞离奇，而是其中昭然若揭的“僭越”之心：
作者艳遇的对象非仙非妖，不是大家闺秀也不是小家碧玉，而是历朝历代的后妃宫女。这些可都是皇帝的女人，岂是他人可以亲近的？ 而在小说里，作者不仅和她们开怀畅饮，还一起共度良宵，是何居心?
非但如此，作者还借杨贵妃之口，狠狠把本朝的唐德宗和他的母后涮了一把。杨贵妃说的“沈婆”，是指德宗的母亲睿真沈皇后，在安史之乱时下落不明，德宗一生都沉浸在对她的思念中。
可是眼下，她却成了杨贵妃口中的“沈婆”，唐德宗也跟着成了“沈婆儿子”，这是名副其实的大不敬！
唐德宗
《周秦行纪》一经传出，立即在朝野上下引起骚动。李党的官员抓住机会大肆炒作，纷纷指控牛僧孺有不臣之心。甚至李德裕也亲自出马，写了一篇《周秦行纪论》，攻击牛僧孺“以身与帝王后妃冥遇﹐欲证其身非人臣相也……及至戏德宗为‘沈婆儿’﹐以代宗皇后为‘沈婆’﹐令人骨战﹐可谓无礼于其君甚矣！”
尽管牛僧孺一再声明不是自己写的，但他的小说早已名气在外，而且这一篇从构思到文笔都很像他的风格，让他一时百口莫辩。
后来人们才发现，这篇小说真正的作者并非牛僧孺，而是来自李党阵营的韦瓘，他是李德裕的门人。除了《周秦行纪》，他和李党的同僚们还编过《牛羊日历》《续牛羊日历》，很有技巧地将牛党人物大加丑化。
话说回来，不管《周秦行纪》作者是谁，就凭“睡皇帝女人”和那句“沈婆的儿子”，这种小说放在明清，绝对会掀起一场血腥大狱。
然而，不管是牛僧孺还是韦瓘，最后都安然无恙。牛僧孺除了添一阵恶心，依然做他的宰相，而那个韦瓘也一直做到太子宾客。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唐朝社会非常开放包容，士大夫私下谈论政事乃至皇家八卦都是家常便饭，轻易不会因言获罪；二是中唐以后，皇帝渐趋弱势，大权旁落到宦官、藩镇和权臣手中，想当皇帝的人一抓一大把，皇帝就是想治他们也有心无力。牛李两党的势力遍布朝野，盘根错节，又岂是一篇“鬼故事”所能搬倒？
从这篇故事也可看出，牛李党争从当初的政见之争，逐渐演变为恶性的朋党之争。两派为抹黑打击对手，开始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两党几十年的恶斗，最后坐收渔利的却是宦官和藩镇势力。党争前期，牛李两党都和宦官势力有过不同程度的斗争，而到后期，为了打击对手，宦官势力又成为两党争相拉拢、依靠的对象。这场党争最后以牛党苟延残喘、李党远离中央而结束，而宦官和藩镇却越坐越大，最后将大唐引向灭亡。
写到这里，不由一声长叹。
司马光与王安石
孔子提倡“君子和而不同”，意思是君子间可以和睦相处，但不随便附和。换言之，君子间可以有不同意见，但仍可以和睦相处。由此推而广之，“和而不同”表现在世界观上，应是可以包容不同的观点和意见，与他人求同存异；表现在方法论上，应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因不喜欢某个人而否定他的一切。
然而，无论是唐代的牛李党争，还是宋代的元佑党争，乃至明朝的东林党——他们的所作所为，哪有半点“和而不同”的影子？对方的一切主张，不论青红皂白一概反对；一派得势，就把另一派全盘否定，连一些利国利民的政策也一概推翻；明明两派都是君子，却互相指为小人，甚至不惜以小人的手段攻击对手，最后让自己真的成了小人……于是，整个朝局在无休止的折腾中变成一地鸡毛，最后国运衰败，江山易主。
设想一下，李德裕、牛僧孺这两位名相，当初如果能“和而不同”，彼此捐弃前嫌，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消除误解和敌意，再互相取长补短，共辅国政，那么大唐会不会再度中兴，历史会不会因此而改写呢？
这些问题，似乎比一篇“鬼故事”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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