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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商朝开始的,自商朝以前的历史自然只能是传说。
传说的不一定会是假的,但传说的一定不是真的。
但在司马迁先生的《史记》中,对商朝之前的历史却是言之凿凿,但仔细揣摩,总感有些不凿凿的成分在。
其一,按《史记》的说法,自黄帝、颛顼、喾至尧,乃一脉相承,已然是家天下,何来夏启是家天下的鼻祖?敢情禅让制原始民主不是当时的一种历史常态,而仅仅是尧、舜两帝的个人品质。这显然不符合当时的生存状况。我认为,我们的先民生存应该是较为艰难的,部落所崇尚的,一定是有超凡才能、能够带领大家战胜敌人更好生存的人。不排除前首领的子孙会成为新的首领,但决不会只在首领的子孙中产生首领。
其二,按司马迁的世代排序,舜是尧的女婿,却是帝颛顼的六代孙,尧的辈分是舜的高祖。纵然有长、幼子年龄跨度大的原因,但仍感有不合理的成分。与此相类的,帝禹在年龄上应该是舜的晚辈,但在世代上却与尧的父亲帝喾是一辈;自夏启至商汤历时近500年,却仅传15王,个个长寿;而帝汤的祖宗是帝喾内弟(或兄),相隔12代,真有点匪夷所思;更甚者,自汤至文王又是500年,文王的祖先又是帝喾的内弟(或兄),相隔仅有13代。如此的世代年轮,实在难以让人认同。
其三,我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本是由黄帝算起,在历史课本中,说到黄帝时也是距今5000年前,但按《史记》的推算,只有4200年。何况,在无文字记载的历史空白中,能把名字记得这么细,将世代分得如此清,真神人也,实在难为了传说者。
其四,其他的一些传说如“神农尝百草”、“苍颉造字”也难合常理。我们的先民在从狩猎到农耕的转化过程中,不可能是英雄的神农氏一人造成的,而是饥寒交迫的人们前赴后继尝百草的结果;同样,既然黄帝时的仓颉把字造好了,也不可能在之后的1000年没有文字的纪录。事实上,文字的形成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定不会是仓颉一人的功劳。
由此看来,在没有更多考古佐证的前提下,对三皇五帝时代的故事,我们只能停留在传说上。
但在我们回眸这些历史传说时,却能感到传说者的美好愿望。在传说的人物中,黄帝、炎帝、尧、舜、禹有着永恒的历史意义。
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鼻祖,他是智慧的,是文明的缔造者,是道德的教化者,是不可战胜的强者,形象高大,当然是子子孙孙的骄傲;炎帝虽是战败者,但诚心臣服,鼎力合作,可谓和谐精神的缔造者,正是有了炎帝的加入,炎黄子孙才会所向披靡,成了中原的主宰;尧是贤君,其“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的名句,正是千百年来众生对君主的要求,对明君的期待;舜是一个至孝之人,传说者把传统道德对人子的要求,一古脑附加在帝舜的身上;而禹则是人臣的楷模,其“三过家门而不入”,体现了众生对各级官吏先公后私、公而忘私愿望。
尧、舜、禹作为君、子、臣的楷模,体现了传说者的意志与愿望,有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意味。我们因此可以推断,三皇五帝传说应该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正是这一时期出现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局面,诸子百家、文人骚客才在已有传说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意愿,充实为美丽动人的故事。在牛郎织女的故事都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代,三皇五帝的传说对中华民族的价值自是非同寻常。但今天有许多人甚至某大学教授级的人物,都把历史传说当成历史。非要考证这些先祖家在哪里,葬于何处。我们知道,商前期的都城都处在迁徙之中。在其之前的数百上千年前,人们抗御自然的能力有限,只能顺应自然,应该处于定居与迁徙相结合的时期,每个人的出生地最多可以认定为一个区域,不可能确定为一个点。
因此,三皇五帝的传说,不可能属于某个村,而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我们不应以现在的生存结构推测历史,探讨三皇五帝故里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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