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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 “四个品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上海的重大实践。从其科学内涵看，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之义。“上海购物”具有推动中国进口博览会成功举办效应，既承接国家战略，又有益于上海贸易中心建设。“上海服务”既包含服务经济为主的上海产业战略的历史定位，又推动现代高端服务业进一步发展并且不断丰富和拓展服务的新领域、新形态，展示着继往开来的新境界。需要强调的是，补短板的价值也应引起高度重视，如在此次疫情之后，进一步振兴“上海制造”“上海文化”，就会产生在原有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弥补薄弱环节、突破瓶颈制约、完善功能定位的独特效应。
下面我就“十四五”规划发展中，如何进一步振兴“上海制造”谈点建议。
“上海制造”具补短板价值
纵观上海开埠以来的发展史，“上海制造”的提出适逢其时，具有鲜明的补短板价值
上海1843年开埠前只是一个海边县城，由于开埠带来的海外资本、商品特别是金融、航运的发展，城市形态才逐渐显现。笔者以为，到目前为此，上海作为城市形态发展已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设立租界、具有殖民性的远东国际大都市（特别是20世纪20—30年代）。1843年1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正式开埠。自此，中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涌入长江门户，开设行栈、设立码头、划定租界、开办银行，致使上海间断式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如果以城市“繁荣”来概括，这是第一次具有殖民性质的繁荣（国家整体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
第二阶段，新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这一时期上海牌工商品尤其是工业产品，成为一系列国内知名品牌，如轿车、电视机、冰箱、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等，上海品牌享誉中华。与此同时，上海的国民生产总值（当时称工农业生产总值）占全国六分之一，上交税收占中央财政收入近六分之一（从1949—1990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总计3911.79亿元，其中上解中央支出3283.66亿元，占83.94%。从1959年到1978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平均占全国的15.41%，最高时达17.49%）。不过，从历史进程看，这只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第二次繁荣。此时的上海产业质量及其地位并未体现国际比较，而是一国资源封闭下的国内样式，这就决定了历史阶段中的品牌局限性及其生命力。从经济结构看，从多功能城市变为工业基地。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工业产值达77.4%，第三产业仅占18.6%。即使到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前的1991年，第三产业也只占31.9%。
第三阶段，处于改革开放后位的低迷状态。20世纪80年代，随着深圳、海南等5个特区和沿海城市的开放、国际产业资源大量涌入、世界性的产业转移加速，上海原有封闭体制下产业优势丧失而陷入被动和低迷发展状态。经济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们熟悉的“三转一响”，即凤凰、永久牌自行车、红灯牌收音机、上海牌手表、蜜蜂牌缝纫机以及金星牌电视机、双鹿牌洗衣机、上海牌轿车等等逐渐被人们遗忘，甚至成为久远的故事。很多图文资料已记录下当时的城市印象：“在20世纪80年代，上海的市中心远远不如现在的三线城市，整体上海的城市风景与现在的朝鲜略有相似。市区仅有200平方公里左右。”交通、住宅均进入极端困难阶段。
第四阶段，浦东开发开放后的新辉煌。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上海步入改革开放的快车道，展示着开放式、多功能、国际化新形象，形成了城市发展史上第三次辉煌或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新辉煌。应该承认，浦东开发开放是上海这座城市再次进入国际开放环境中综合快速发展的标志。今日中国最大的经济城市、长江经济带龙头城市、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城市以及5个中心和全球卓越城市的国家战略定位都是浦东开发开放的累积效应。与第一次开放的根本区别是，具有统一并走向强大的国家支撑，消除了殖民性并能在全新的国际空间拓展其综合性、多功能、开放式的现代城市品质。
然而，在新的历史时期，上海产业结构虽然已初步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第三产业占70%左右）的良好基础（这是近年来上海产业质量在全国居优势的根源），但最薄弱的环节业已暴露，即创新力不强。与北京、深圳、杭州等城市相比，至少体现不了创新的强项和优势，这在创新成果市场交易量、专利以及高新技术企业集聚等主要指标滞后上显现出来。从发展走势看，城市创新力尤其是产业创新力不能凸显优势，抢占前沿和制高点，城市带动效应必然失去，因而直接挑战未来核心城市地位，全球卓越城市目标无法实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央决定将北京、上海作为我国代表性城市，要求建设全球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既有利于实施国家战略，也高度契合了上海城市发展的内在需求。
不过，在创新能力上补短板，不仅要求科学研究和科技研发上台阶、上水平，而且急需产业链对接，使创新链与产业链高度融会。面对现有产业体系，能够大量、直接承载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应首推先进制造业。并且，上海制造业具有基础良好、配套相对齐全的特点。此外，从面积上看，与香港（6倍于香港）、新加坡（10倍于新加坡）相比，上海具有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同时发展的双轮驱动条件和优势。
因此，“上海制造”补短板的价值因时因地产生，若能顺势而为，就可在上海再造新时代辉煌上形成奠基之效。
“上海制造”应精心设计
在“十四五”规划中，“对接”“聚焦”“集聚”可成为路径选择之策
“上海制造”是呼唤，更应精心设计。在“十四五”规划中，“对接”“聚焦”“集聚”可成为路径选择之策。
“对接”主要指跟踪科创中心建设，进行产业链规划并针对性施策。期待上海在建设科创中心过程中形成的研发成果全部就地转化为产业，这是不现实的。环保和土地资源都是刚性制约，但不排除选择性的高端落地。以医药产业为例，“张江硅谷”已成为新药研发的集聚地，其中的一些高端新药制造，只要进行科学规划，包括将郊区纳入产业链开发应用的领域，“张江硅谷”就不仅仅等于研发中心，而是上海战略性高端产业链的策源地。事实上，作为龙头或核心城市的制造业，必须尽可能与长三角城市群错位，体现垂直高端水平，因而这是共同塑造城市群中核心城市应有功能的内在需要。
“聚焦”是就产业政策发挥作用而言的。为避免产业发展方向上的模糊以及资金使用出现“天女散花”现象，集中选择若干重点制造业作为扶持对象，既是提升效应的需要，也与产业政策追求相契合。上海制造业扶持重点的确定即聚焦应体现规律性需求，包括尊重现有产业基础优势和建设全球卓越城市对高端制造业的依赖和呼唤。鉴于此，笔者以为，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特别是以三个重点即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和生物医药为基础，形成“‘1+5’布局”是科学聚焦的选择（或者称新六大支柱产业）。所谓“1”即人工智能产业。这是相对于现有全部制造业而言的，具有引领带动性的先进制造业，并非限于某一个领域。广覆盖、渗透性、引擎式是其基本特征，全产业链应用已成为方向。从一定意义上看，未来制造业的落后主要体现为人工智能产业的落后。上海制造业发展只有以智能产业为统领、支撑并展开及时有效布局才不失时机。所谓“5”即集中聚焦5大领域：以芯片为核心的信息产业、智能制造装备产业、生物医药与高端医疗机械产业、新一代汽车产业（智能网联、电力驱动、自动驾驶、共享使用）和现代航天航空产业。着眼于上海制造的现实，这5个领域已形成了优势基础，集中发展、走向前沿具有支撑全球卓越城市的功能。
“集聚”要求企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布局。上海作为高度开放的国际大都市，其企业结构必将体现全球集聚性特征，制造业也不例外。作为跨国公司的集聚地，云集世界一流企业不仅是争取的选项或目标，而且应成为卓越全球城市的象征。就国内企业而言，也存在集聚的需求，即让国内龙头企业感到，至少在上海设立第二总部并以此走向全球是令人向往的选择。双集聚的效应是：上海的企业群实质上是国内外一流企业集聚群。与此同时，在良好的企业发展环境（营商环境是基础）中再产生出一批独角兽企业就使企业结构更加完善。从目前企业集聚的实际情形看，国内第二总部集聚区建设的力度需要增强。为此，应进行总体规划，包括产业导向、政策扶持和空间布局等。以空间布局为例，中心城区可设立标志性集聚区，打响上海国内公司第二总部集聚的牌子。同时，全域开放，网络式呈现，郊区成为重点区域，从而产生双层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之效。
重点推进“三体”建设
如此卓有成效的创新环境一旦形成，就能真正助推“上海制造”补短板功能的实现，为上海在“十四五”期间乃至更长历史阶段再创新奇迹奠定基础
发挥“上海制造”补短板之效，反过来也需要上海创新能力支撑。这显然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重点推进“三体”（体系、体制、体量）建设。
“体系建设”至少涉及6要素：培育企业市场主体；推动高校、院所形成战略联盟；加强基础和应用研究；促进产业对接与成果转化；优化空间布局；确保人才支撑等。应该看到，体系建设的关键是抓重点，而“牛鼻子”就是企业主体。现在，上海相对于国内城市创新能力存在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缺乏类似于华为、阿里、腾讯、联想、海尔等重量级、原创性、带动型创新企业；二是创新成果如专利的量与质滞后；三是成果转化机制与效应存在诸多薄弱环节。这其中，根本性原因在于龙头创新企业缺乏。培育创新型、实体经济的独角兽企业是重要的选择，但如前所述，集聚国内一流企业的总部（包括民营企业总部和各类一流创新企业的第二总部）同样是当务之急。
“体制建设”同样涉及方方面面，这里着重强调：必须建立和形成统筹、高效配置全市创新资源的管理体制。这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矛盾，只是优化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系。现在，上海科技资源配置体制已初步形成，主要构建以“张江”为品牌的管理体系。在聚焦张江的战略实施中，1个核心区、22个园区建设展示了基本架构。此外，通过近年来管理组织资源的集中配置，在形体架构上也初步融合，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和办公室都能发挥一定作用。然而，与全市统筹、高效配置资源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根本原因在于包含核心区资源的浦东新区与22个园区分割于不同的领导体系之中。园区之上的管理机构不作为实体存在，更多地发挥服务和协调作用也不失为一种地域性探索，但这样的体制要发挥体现展示张江集中度、显示度并主要承载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国家创新中心的功能，还存在一定的困难。特别是就产业资源优化配置尤其是龙头企业集聚、真正建立带动全市创新的张江科学城而言，领导体制的效率不足和功能乏力是明显的。只有在领导资源的进一步集中配置上作文章，如构建将张江创新资源、临港新片区创新资源、浦东创新资源和全市创新资源统筹配置体系，形成聚焦张江的集中高效的运作机制，才能使体现上海创新能力的张江效应更加充分地得以显现。
“体量建设”重点强调，促进产学研一体化，提升科研成果转化能力。应加快建立第三方科技成果转化公司，走出产学研结合的困境。所谓由专业性转化公司形成的第三方转化平台，就是某类企业将自身原本从事生产经营商品和劳务行为直接转化为承接高校科研院所成果进入产业的平台。其流程是：院所成果转化公司应用企业。这里的转化公司实质上是专业性产业转化组织，内化于企业体系（即第三方平台），具有其他转化形式无法替代的优势。
其一，并非一般中介，而是具有充分实力为一体的实体性公司。将成果转化作为主营业务并凭借专业优势产生丰厚效益。
其二，熟悉两头，善于链接，并不断积累丰富的“转化”经验，使之成为产生品牌效应的专业性“转化公司”，其“转化市场”不断开阔。对于需要转化的对象机构，如某著名高校，派遣一批经理人长期跟踪服务，发现可转化的成果，类似于猎手盯住猎物。因此，凡进入“转化公司”的成果一般转化成功率较高，因为科研成果在走出校门之前已经经过产业转化行家们筛选，与此同时，也给研究者提供源源不断的市场需求信息。对于科研成果渴求者——企业的市场需求，“转化公司”凭借企业经营优势，加上财力支撑，所获得的信息成为公司的优质资本。并且，通过“转化公司”之间展开竞争，这一企业群体实质上成为成果转化需求的最有发言权的权威组织。
其三，具有自转化与他转化的双重行为。在成果转化过程中，从市场中选择企业进行转化，这是“转化公司”的主体业务，但不排斥从中展开部分自转化业务，即自我投资、自我转化、自我发展。由于“转化公司”既可以是具有独立性的一级公司，也可以是某著名集团公司的分支，因此，后者的自转化就体现为集团公司的“内部消化”。就转化对象机构而言，这实质上是增加了具有现实可能性的转化空间。
其四，与高校、院所具有长期、稳定的协作关系。在被转化者看来，它是熟悉自身并具有转化能力的一个甚至是唯一的转化平台或渠道。同时，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被转化者的利益能充分得以实现。上海若能在第三方转化平台建设上率先展现成效，不仅有利于推动本市科研成果大批量转化，也在长三角乃至全国范围内发挥成果转化示范作用，并能强力促进形成长三角一体化建设的战略产业联盟。
总之，如此卓有成效的创新环境一旦形成，就能真正助推“上海制造”补短板功能的实现，为上海在“十四五”期间乃至更长历史阶段再创新奇迹奠定基础。
（作者系上海市政协学习委员会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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