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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辉）成语“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有据可查的典故来自于《战国策·燕策二》：赵且伐燕，苏代为燕谓惠王曰：“今者臣来，过易水，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禽（擒）之。今赵且伐燕，燕、赵久相攻，以敝大众，臣恐强秦之为渔父也。故愿王之熟计之也。
这篇充满哲理的政治、军事智慧的寓言故事，本是政治军事谋略家编撰的一则虚构情景，相信没有任何人见过这种情景在现实中出现，就更不会在普通民众表演的大众艺术中再现与长期延续。但就是这样一个与现实基本脱离的寓言故事情景，却在淮河流域的花鼓灯艺术民间表演中固定出现，成为花鼓灯民间表演中的一个固定内容，这其中隐含着什么样的历史信息，包含着什么样的历史渊源，值得我们去深思、去探究。
花鼓灯民间舞蹈，现今被作为汉民族的代表舞蹈，其历史、文化内涵承载着汉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根据笔者的深入研究，花鼓灯艺术正是来自四千年前的夏朝，是起始于夏朝，代表华夏民族文化、文明与艺术的精华，其表演内容与形式数千年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其表演内容必然隐含着夏朝丰富、具体的历史内容。
《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据说，帝喾的次妃简狄是有戎氏的女儿，与别人外出洗澡时看到一枚鸟蛋，简狄吞下去后，怀孕生下了契，契就是商人的始祖，商人的图腾就是玄鸟，玄鸟就代表了商人。
在淮河流域的7300年前的蚌埠双墩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以蚌壳为材料加工的蚌器，蚌器可以说是双墩文化的标志，代表了蚌器在7300年前当地涂山文化形成发展中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河蚌就是蚌埠名称的来历，是涂山地区代表图腾。四千年前，夏朝的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盛会就发生在涂山脚下的禹会村。根据笔者的研究结论，大禹建立的夏朝中心区域就在淮河流域的涂山地区，是夏朝形成、发展、鼎盛与衰亡的历史中心区域，因此，河蚌是夏朝在龙图腾形成前的一个代表图腾，是涂山地区、淮河流域的标志与代表图腾。这样就不难理解河蚌出现在花鼓灯民间舞蹈表演中的原因，与固定存在的历史内涵。
在商朝的历史记载中，商灭夏后，商朝五百多年的历史中与淮河流域的九夷部落发生了长期、多次的战争。在商纣王被周武王灭亡的战争，正是因为商朝的主力部队全部远征淮河流域的九夷部落，导致商国都朝歌军事力量空虚，商纣王仓促以囚犯和俘虏组织的17万临时军队应战，结果可想而知，这样的军队被精心准备的周武王军队一击而溃，导致商王朝的彻底覆灭。
黄河下游的商纣王倾全力对淮河下游的淮夷九夷部落的征伐，进行了长期战争，完全忽略其遥远西部最大敌人周部落的威胁，导致商王朝被周部落所覆灭。强大的商王朝与淮河流域九夷部落的长期相争，被周武王的消灭，正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经典代表。九夷部落在与商王朝的长期战争中，也是元气大伤，没能夺回失去的夏朝天下，被后来居上偏远的周部落夺得了天下，建立了八百多年的周王朝，也是充满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悲情。
这种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悲情，在周朝建立的几年后，元气大伤的商部落与九夷部落，分别发动了脱离周王朝的战争，皆被周公东征所弹压。
“（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庙。夏四月，初尝麦。王师伐淮夷，遂入奄。”（《竹书纪年》）
“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史记·周本纪》）
河蚌是一种生活在淡水湖泊、池沼、河流等水底，以滤食水中的微小生物及有机质颗粒等生存，是一种毫无任何攻击性的生物，如何没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典故，任何人也不会把河蚌与纷争战争联系在一起，更不会把河蚌作为族群的象征。花鼓灯民间表演中的鹬蚌相争的艺术形象，必定隐含了丰富历史变迁故事，就是富足的夏部落，在长期自给自足中建立了高度的华夏文明，被商部落所窥视，高度文明的华夏王朝也为商王朝所取代。面对这种状况，淮河流域的九夷部落与商王朝之间的战争，就成为五百年期间商王朝的主要矛盾，也逼迫商王朝不断迁都，最终退到黄河以北才最终安定下来，才逐渐积累成我们现在发现的安阳殷墟的王朝规模的遗址。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典故，虽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常态，却是对夏商周王朝变迁最好的概况，作为四千年前传承下来的淮河花鼓灯民间舞蹈，却将这段历史以艺术的形式保存下来，花鼓灯民间艺术其丰富的历史内涵，内含的华夏文化、华夏文明中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信息，再填历史的厚重感，成为夏朝历史、华夏文明鲜活存在的活化石，是破解夏朝历史的最原始材料。（作者：赵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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