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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为期七天的第29届香港书展开幕了。据香港书展官网介绍，本届书展共吸引39个国家及地区、共680家参展商参与。
书展的年度主题定为“爱情文学”：“以不同年代的爱情作品，侧写香港的时代演变。”在年度主题专区中，书展介绍了10位不同时代的作家，包括现代知名作家张爱玲、《我的前半生》作者亦舒、魔幻爱情小说作者王深雪等。活动期间，书展将以“从香港阅读世界，问世间情是何物”为题，举办约310场活动。
香港书展以“爱情”作为卖点，从市场推广角度考虑的话，不失为一个聪明的选择——有哪个人从来没看过爱情故事、被爱情故事吸引呢？
在接下来要推荐的这篇文章的作者看来，香港书展将严肃文学作家与流行作家同列于主题专区之中的做法需再行商榷，但从市场推广角度审视有合理之处。也许我们还需要思考，究竟“爱情文学”是什么？它与“爱情书写”有何异同？在展览中需要怎样呈现爱情文学，才能达到侧写时代演变的目的？
撰文 | 陆鹿
罗曼爱、罗曼史与爱情小说
时至今日，罗曼史（romance）一词似乎已经完全消融到中文文化当中，足以泛指所有与浪漫爱情相关的故事，唯一不变的，似乎是它依然是通俗文化中历久不变、叫好叫座的创作主题。
虽说罗曼史是通俗读物的常见题材，但是亦不乏文学经典名著：
简奥斯汀（Jane Austen），英国小说家，她以罗曼史诠释、评论了18世纪末英国地主乡绅的生活。她的不少作品，屡次在大银幕上搬演，例如《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等。
2007年上映的《成为简·奥斯汀》（Becoming Jane），改编自Jon Spence所书的传记Becoming Jane Austen。
追本溯源，罗曼史作为一个透过翻译传入中文世界的西方观念／类型，具有特定的核心元素，例如一男一女相识、相恋、遭遇困难、克服困难、以结婚团圆为结局等情节（转述自Pamela Raggis,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Romance Novel）。若然“结婚大团圆”是罗曼史类型中的关键情节，想必现时很多以“罗曼史”作为宣传卖点的通俗小说、电影、漫画，都有失格之嫌。要更好地说明爱情小说，或小说当中的爱情元素，也许从“浪漫爱”（romantic love）一词入手，将会更为适切。
必须正视的是，“浪漫爱”指称的是，重视个人选择、以爱情为婚姻基础的爱情观。“浪漫爱”的兴起与西方社会内工业革命、中产阶层、核心家庭、个人主义、小说与民主国家的兴起密不可分。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的社会结构改变，以核心家庭的兴起最为显著，个人逐渐从等级制（hierachical）的直向的亲属关系（kinship）（或如福柯所言，血亲联系[blood]）中脱离，过渡至以男女个人选择为基础、以横向的亲属关系（intimacy）所建立的核心家庭联系。
“浪漫爱”是一种属于中产阶级的爱情，用以与前工业革命时期、封建社会中的“宫廷爱”区别。在贵族阶级当中，爱情与婚姻是相互独立的观念：婚姻关乎两个亲族的联系；爱情则更多关乎个人情操，独立于婚姻以外，例如中世纪时期出现的“骑士爱情”，其实可以选择一个女性，让她长存于内心，成为自己奋斗的目标，而这个获骑士们置于心中的“理想女性”，通常都是已婚的贵族妇女。中产阶级、个人主义、浪漫主义、以横向的亲密性（intimacy）作为联系，可说是思考“浪漫爱”的性质之时，不可忽视的几个因素。
“自由恋爱”在中国
五四中的“爱情实验”
从等级制的亲属关系支配中脱离、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化时代、个人主义……“浪漫爱”的兴起背景、该概念中兼带的自由自主精神与浪漫主义风格，似乎与五四青年破除儒家观念的礼教藩篱、高举个人与个性的诉求不谋而合。除此之外，自晚清开始以“富国强兵”、“增产报国”为基础，高举男女平等、女性接受教育与启蒙、女性出入与婚姻自由的解放女性运动（详见梁启超《论女学》与金天翮《女界钟》），以及各种西方启蒙思想与文学作品的翻译，为后来恋爱至上、婚嫁自由的小说创作主题酝酿着发展力量。
无怪乎茅盾整理资料时指出，民国十年（1921年）四、五、六月的120余篇小说中，关于男女恋爱的占70多篇，而关涉到一般社会生活的20多篇、家庭生活的9篇小说中，多数仍以男女恋爱关系为中心（《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序言》）。
金天翮《女界钟》
我国近代史上第一部系统阐述女权思想的著作,首次提出了女性参政的思想。
然而，必须注意的是“浪漫爱”在当时五四之时，也许只停留于“时髦”与“概念工具”的层面而未能完全广泛实践至现实层面。
关于“时髦”，张爱玲在五十年代于美国创作的短篇小说《五四遗事》，便尖酸又不失幽默地调侃了当时“自由恋爱”：两男两女泛舟湖上，女的戴眼镜以示“女学生”身份；男的写诗自称“湖上诗人”，“在月下朗诵雪莱的诗”，称两位女士为“密斯”（Miss / Ms）。最为讽刺的是，两位男士都是结了婚的人！张爱玲总结道：
“差不多人人都是还没听到过‘恋爱’这名词，早就已经结婚生子……在当时的中国，恋爱完全是一种新的经验，仅只这一点点已经很够味了。 ”
张爱玲回顾式地书写五四的“自由恋爱”，在小说中让各种“新女性”、西方浪漫主义的符号不断浮出，将原本存在于“爱情故事”中男女之间的亲密凝视、浪漫气氛、交际情节捣扰得七零八乱。虽然最后那对泛舟湖上的“新式男女”，也说得上是“大团圆结局”地结成夫妇，但是有看过全文的读者，是必然无法单纯地将之解读为“自由恋爱获胜”的罗曼史或“爱情故事”的。
张爱玲喜欢拍照。“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她的名句广为流传。
李海燕在《心的解放》（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 , 1900-1950）中引用凌叔华、丁玲、施蛰存、张恨水、张爱玲等人的小说为例，以启蒙情感结构（the enlightenment structure of feeling ）理解五四与后五四期间，在关于爱的论述当中出现的各种新主体性与新社会性的主张与实验。启蒙情感结构以高举“自由恋爱”的浪漫爱论述，来对抗儒家意像中的父系社会结构；它强调个人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不可制约的道德选择与行动单位，个人自由与自主，是生而为人不可妥协、让步的坚持；因此自由地选择婚嫁对象，可体现他们就是一个自主的道德代理人，这是基本的个人权利，即便是父母亦不能剥夺。“浪漫爱”包含着两种冒险精神：一方面，它代表着求爱与异性社交的刺激经验；另一方面，它是对儒家观念的仪式、家庭、父母权威的反抗，还有就是成为自主的道德主体，投身到“社会”与“民族”。
“爱情小说”标签以外
“浪漫爱”看似只是关乎二人（不欲说男女，虽然追本溯源，该词汇指涉的的确是为异性恋爱）之间的情愫、互动过程中细腻或暴力的亲密情感；一个时代的特征或一代人的征候，只要作者笔力足够铿锵、观察足够的仔细，在这个容易入口、香脆怡人的“浪漫爱”框架里（或必须借助这个框架），总能达致最大的加成作用：菲茨杰拉德在二十年代写摩登女子（Flappers）的爱情与挣扎，记下那个爵士年代其中一道最为璀璨绚丽的风景。本届书展提出“爱情文学”主题来达到“以不同年代的爱情作品，侧写香港的时代演变”的宗旨，可见策划单位期望以通俗主题打通时代脉络的努力。
然而，就像罗曼史与“浪漫爱”虽然关系密切却不宜混为一谈一样，“爱情文学”与“爱情书写”或许同样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应该说，如果单纯将具备“爱情书写”的小说指称为“爱情小说”，难免会抚平了不同作家与文本之间的特殊性和“爱情”以外同样关键的各类叙述。
以张爱玲为例（姑且不讨论张爱玲的“香港作家”身份），她以香港为背景的作品，大部分跟她在 1939-1942 年间，从上海来到香港大学留学期间的所见所闻有关。张爱玲1944年出版了香港书写的短篇小说集《传奇》，包括最为著名的《倾城之恋》亦收录在这本小说集中。关于这个结集，张爱玲早在1943年就于上海杂志《杂志》发表《到底是上海人》，谈及这些故事的创作方向：
“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沉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花香》《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八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去看向香港的。”
张爱玲以近于南来作家、外来者的目光审视香港，构思了上述这些某程度上称得上“奇情”的爱欲故事。这样的观看角度，也许并不妨碍我们欣赏张爱玲小说中机关处处、精妙幽微的设定，却是理解她的香港创作时，不容忽略的背景资料。
大概在“爱情文学”的标签以外，策划单位同样需要进一步说明、补充更多的文化背景，才能真正达到“以不同年代的爱情作品，侧写香港的时代演变”的主题宗旨。
以“爱情”这种普罗大众都易于想像、发生共感的主题，作为书展的主题与宣传卖点，其实不失为一个吸引年轻世代入场、接触阅读世界的好策略；再退一步说，也许将流行文学作家与严肃文学作家并置于“十大”这样的做法，的确值得再行商榷，但这样的处理方式若以市场推广的角度审视却有其合理之处。也许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到底“爱情文学”与“爱情书写”之间有何异同？这些为书展所选取的作家，他们的小说当中除了爱情元素以外，其他不应轻视、忽略的文化语境，应该如何在主题专区的展览中加以介绍呢？
本文转载自《香港01哲学》。作者：陆鹿；编辑：安安。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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