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科幻小说译介活动管窥

时间：2020-05-06

清末志怪故事

提示：本文共有 7488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15 分钟。

晚清科幻小说译介活动管窥以译者为中心的考察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05秋季号

晚清科幻小说译介活动管窥——以译者为中心的考察

姜倩

摘要：本文以译者为出发点考察了晚清时期的科幻小说译介活动，通过对译者的身份和背景、译者与作者及读者的关系、译者的翻译意图及策略等方面的研究和分析，揭示了晚清科幻小说的译介特点及成因，进而说明翻译是译者有意识操纵的产物，受到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与制约，是为译者的翻译目标而服务的。

关键词：科幻小说译介译者操纵翻译目标

晚清的科幻小说译介活动，由于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堪称翻译的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 oriented translation research）的一个绝好案例。本文拟以译者为出发点，对影响和制约晚清科幻小说译介活动的方方面面的因素做一研究和探讨，这些因素大至译者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小至译者的身份和读者群的构成等。讨论之所以围绕着译者展开，是因为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译者都处于翻译活动的中心位置，受到周围各种力量的牵制，后者不同程度地反映在他的译材选择、翻译意图和翻译策略之中。

一、关于科幻小说

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是科技时代的产物，是一种新的小说类型，在西方也不过两百年的历史。从18世纪末开始，随着工业革命彻底颠覆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科学技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科技的快速发展不仅扭转并推动了整个西方社会的历史进程，也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心灵，迫使他们思索科学的本质及其对人的影响，“科幻小说”由此产生。

关于科幻小说的定义，一向众说纷纭，未有统一的说法。但目前能够达成一致的是科幻小说的3大构成要素，即：科学、幻想、小说。三要素之中的“科学”要素，表明科幻小说要有一定的科学性，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遵循科学的逻辑和原理；“幻想”要素则关注科幻小说是否能在现实科学水平的基础上，预示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向及其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和影响；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小说”要素，则强调科幻小说是一种文学类型，一种小说样式，应具备小说的一切特点和作用（郭建中，2004）。

晚清时期并没有“科幻小说”这个概念，与之最为接近的提法是“科学小说”。但当时小说的门类繁多混乱，译者通常根据自己对小说内容的理解给作品贴上各式各样的标签，如“哲理科学小说”、“预言小说”、“怪异小说”、“理想小说”、“冒险小说”、“奇情小说”、“奇幻小说”等等。因此，本文所讨论的晚清“科幻小说”，并不局限于“科学小说”一种。

二、晚清科幻小说的译介概况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历史上掀起了第三次翻译浪潮。在这次浪潮中，文学翻译首次成为译介活动的重心，而小说翻译在其中占据了压倒性的比例。据樽本照雄的统计，仅1900—1911年间，中国出版的翻译小说就达1 000余种（樽本照雄，2004），其数量大致相当于这一时期翻译“西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和，更远远超过了诗歌翻译和戏剧翻译的数量。翻译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齐全，有政治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历史小说、军事小说等。而科幻小说同政治小说、侦探小说一起，成为风靡清末民初的3个最主要的翻译小说品种（谢天振、查明建，2004）。

1900年，经世文社出版了由陈绎如和薛绍徽合译的法国作家房朱力士（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音译）的小说《八十日环游记》（即《八十天环游地球》），这是有史可查的中国第一部科幻小说译作。1902年，梁启超主办的《新小说》1杂志创刊，第一期上就刊载了标为“哲理小说”的《世界末日记》（梁启超译）与标为“科学小说”的《海底旅行》（卢籍东、红溪生译）两篇科幻译作。鲁迅也在1903至1904年间先后翻译了两部儒勒·凡尔纳的作品，分别为《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并在为《月界旅行》撰写的序言《枙月界旅行枛辨言》中大力提倡科学小说的译介。他认为，“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鲁迅，1981）

此后数年间，晚清译坛翻译科幻小说的热情不减，不仅儒勒·凡尔纳的大部分作品被陆续介绍进来，如《铁世界》（包天笑译，1903），《空中旅行记》（1903），《秘密海岛》（奚若译，1905）等，还有日、美、英等国作家的作品，如日本作家押川春浪的《空中飞艇》（海天独啸子译，1903）、《千年后之世界》（包天笑译，1904）、《新舞台》（徐念慈译，1905）和《秘密电光艇》（金石、褚嘉猷译，1906），日本作家菊池幽芳的《电术奇谈》（一译《催眠术》，方庆周译，1903）、荷兰的达爱斯克洛提斯（Dioscorides）的《梦游二十一世纪》（杨德森译，1903）、英国佳汉的《电冠》（陈鸿璧译，1907）、英国斯底芬孙（R.L.Stevenson）的《易形奇术》（1907年商务印书馆译述并出版）等等。据现有资料统计，1900年至1911年的12年间，共翻译出版了世界各国的科幻小说约30余种。

如前所述，晚清时期的科幻小说中译本虽被贴上各种不同的新小说类型标签，惑人眼目，但识者很快察觉到了这些小说的新奇特征及其异于中国传统志怪文学之处，并予以肯定。顾燮光在《小说经眼录》中提到杨德森译的《梦游二十一世纪》，对书中的科学幻想大加赞赏：“届时科学日精，造成大同世界，人民乐利，销尽战争。气球御风于天中，气筒运暖于地下。文明极点，读之令人神往。”（马祖毅，1998）而《新世界小说月报》1907年第六、七期上刊登的《读新小说法》一文也谈到了对科幻小说的认识：“天上可以鼓轮，海底可以放枪，上碧落而下黄泉，幻言也，见诸实事。不解此理，则读《地心旅行》，必以为土行孙复出矣；读《空中飞艇》，必以为孙悟空复出矣；读《游行月球》，必以为叶法善复出矣。”（陈平原，夏晓虹，1989）

三、以译者为中心对晚清科幻小说译介活动的考察

译者的身份和背景

晚清科幻小说的译者多为当时的知识界精英。梁启超的地位自不待言，他是维新运动的领导人，也是晚清的文坛领袖。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转而希冀通过文学革新来实现“改良”、“群治”的政治目标，主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等报纸杂志。鲁迅当时还是留学日本的学生，虽然学的是医科，但喜爱严译《天演论》和林纾的翻译小说，并开始尝试文学翻译。《八十日环游记》的译者陈绎如是洋务派人物，毕业于马尾船政学堂，在译介西方科学文化方面贡献突出，译著有《格致正轨》、《中国江海险要图志》等多种。他的夫人薛绍徽是一位女诗人和女学者，著译有《黛韵楼诗集·文集·词集》、《外国列女传》、《国朝闺秀词综》等。

而周桂笙、徐念慈、包天笑、奚若等人均为晚清著名的报人。周桂笙是《月月小说》的主办人之一，任翻译编辑，是译书交通公会的发起人。徐念慈是《小说林》的主编，以“东海觉我”、“觉我”为笔名翻译和创作了二十余种小说。包天笑曾担任上海《时报馆》编辑多年，并兼任《小说林》编辑，与陈冷血合办《新新小说》和《小说时报》，还创办了文学季刊《小说大观》和专登白话小说的《小说画报》杂志，一生著译多达百余种。奚若（原名奚伯绶）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编辑，曾参与编辑了商务印书馆主办的《绣像小说》杂志，还翻译了很多外国小说。

除此之外，女性也在晚清科幻译者中占据了醒目的位置，除了上面提到的薛绍微，还有陈鸿璧和张默君（译有英国沈威廉的科幻小说《尸光记》，1909年版）。陈鸿璧是近代颇有名气的一位女翻译家，译著颇丰，《小说林》上每期均有她的译作发表。除科幻小说外，她翻译的最多的是侦探小说。张默君是南社著名女诗人，也是一位女教育家，创办了神州女学并担任校长，培育了相当多的女界人才。此外，她曾同陈鸿璧合作翻译了两部侦探小说。

综上所述，晚清科幻小说的译者并非处于社会底层，而是有一定文学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改良主义知识分子或在报界谋生的城市新兴文人。作为知识分子，他们普遍具有极强的忧患意识，对清政府的腐败感到不满，提倡维新与革命；另一方面，这些人较早接触西方，对西方先进的民主思想、政治体系和科学技术有所了解，希望引进西方的新思想新知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晚清“小说界革命”对他们的影响。梁启超是这场革命的直接发起人，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和《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两篇文章中点明了小说与政治的关系，提出“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指出了一条文学救国的道路；他特别主张利用翻译小说，特别是包含民主、、科学内容的小说，作为改造社会的武器和启发民智的教科书。梁氏此论一出，在知识界可谓一呼百应，从此，小说翻译被投以前所未有的关注，渐渐形成了繁荣的局面。

译者的翻译意图

了解了译者的身份和背景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科幻小说为什么会进入他们的视野。晚清译者之所以选择科幻小说，就是希望通过这类小说的译介，培养普通民众的科学意识，宣传并普及科学知识，让读者“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2，因为专业的科学书籍于普通读者来说太过深奥枯燥，而借小说的形式来宣扬科学则事半功倍。海天独啸子在《枙空中飞艇枛弁言》中就表示，“使一科学书，强执人研究之，必不济矣。此小说之所以长也。我国今日，输入西欧之学潮，新书新籍，翻译印刷者，汗牛充栋。苟欲其事半功倍，全国普及乎？请自科学小说始。”有人甚至希望当时的实业家看了科学小说之后，能受到鼓舞，发展中国的实业：“《月月小说》里面的《新再生缘》、《飞访木星》、《伦敦新世界》，都是提倡科学的故事。列位讲求实业的，请专心去领略意义，好仿着那旧样儿，去想新鲜的法子呵！”3

简而言之，当时的译者大多是带着极强的政治目的来提倡科幻小说的，这使得译介活动带上了明显的功利性色彩，也造成了对科幻小说文学性和艺术性的忽略，间接导致科幻小说热潮在20世纪初兴盛一时后的迅速回落。

译者与作者的关系

在晚清科幻小说的翻译活动中，作者对译者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一是因为当时的讯息不如现在发达，译者难以了解多少关于原作者的信息，更谈不上与原作者的直接交流。译者无法获取第一手资料，连作者的名字和身份被弄错也是常有的事情，如鲁迅把《月界旅行》的作者误作“美国硕儒”查理士·培伦，把《地底旅行》的作者当成了英国人威男，其实两者都是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当然，这与小说是从日译本转译过来的不无关系，根据工藤贵正的描述，日本早在明治时期就兴起了“凡尔纳”热，大量译介凡尔纳的作品，但作者姓名的译法有好几种，其国籍也有“美国”、“英国”、“法国”等多种说法（工藤贵正，1995）。再者，译者真正感兴趣的是科幻小说中所描写和体现出来的“西洋科学文明”，作者和原作对他来说只是提供信息的来源而已。此外，正如上文中讲到的，译者进行翻译是为了启迪民智，普及科学知识，所以，他们对读者的关注远远超过对作者的关注，吸引读者是他们的首要任务，而作者只好退到次要的位置上。

科幻译作的读者群

晚清科幻译者心目中的读者群并非知识界精英，而是普通的平民大众。这也是当时译界的普遍期望，如夏曾佑就提出，“今值学界展宽，士夫正日不暇给之时，不必再以小说耗其目力。惟妇人与粗人，无书可读，欲求输入文化，除小说更无他途。”4

但事实表明，情况并非如此。据徐念慈的估计，当时购买小说的读者中“其百分之九十，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其百分之九，出于普通之人物，其真受学校教育而有新思想、新才力、欢迎新小说者，未知满百分之一否也？”5袁进也指出，一直到1907年，小说读者中旧文人都占多数，这从当时文言小说的购销量要大于白话小说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因为普通市民是不看文言小说的（袁进，2001）。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之一是晚清的士大夫或旧文人受到“小说界革命”的影响，认识到小说的重要性，加入了小说作者和读者的队伍；第二，西方的科学新知并不为普通大众所了解，往往是那些通过阅读《天演论》、《地学浅释》等西学译著而了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才对科学小说更感兴趣；三是科幻小说的译者过分注重小说的教育功能，而忽视了小说的艺术性，使得科幻小说的情节不够曲折动人，不能像侦探小说那样引起读者的强烈反应。成之在《小说丛话》中就曾这样描述过：“科学小说，此为今年之新产物，借小说以输进科学智识，亦杂文学也。较之纯文学，趣味诚少。”6

译者的翻译策略

总体上讲，晚清科幻译者的翻译策略是倾向于读者的（reader oriented），这是由他们的翻译目的决定的。有些译者（如梁启超等报纸杂志的主办人）更是兼翻译活动的发起人和赞助人的职责于一身，这决定了他们在翻译策略上有很大的自主性。具体表现如下：www.guayunfan.com

第一，多采用意译或译述的方法，这主要是出于对读者的考虑。作为域外小说，科幻小说中包含的外来文化信息对于接触西方小说不久的读者还是陌生的，如果采用直译的方法，可能会造成阅读障碍，达不到译者借译作普及科学新知的期望。

第二，为迎合读者的口味和习惯，不惜对原文大加删改。如鲁迅翻译《月界旅行》时，将“其措词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许”。《空中飞艇》的译者则“卷中多日本俗语，今代以我国文话。凡删者删之，益者益之，篡易者篡易之，务使合于我国民之思想习惯”。更有译者在小说中夹杂自己的感想评论，借以抒发情怀（当然这是当时小说翻译的“通病”），如方庆周翻译的《电术奇谈》，经吴趼人的衍义，插入“议论谐谑”，译文从原作的六回增加到了二十四回，“手笔”不可谓不大。

第三，晚清科幻译者仍深受传统文学规范的影响，因此，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常常采取文言体来翻译小说，并套用中国传统小说的章回体形式，将叙述的第一人称改为中国传统小说里惯用的第三人称，并在译文中加上“看官”、“且说”以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等套话。以鲁迅翻译凡尔纳的《月界旅行》为例，全书共十四回，第一回的回目为“悲太平会员怀旧，破廖寂社长贻书”。第一回的结束语是：“正是：壮士不堪空岁月，秋鸿何事下庭除。究竟为着甚事，且听下回分解。”

四、结语

晚清译者（包括科幻小说的译者在内）常常遭到后世翻译批评家的指责，说他们不忠于原著，不了解西方的语言和文化。但假如我们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来衡量他们的译介活动，会发现其实这是符合当时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一种选择。传统翻译理论只关注译者作为信息传递者的角色，而忽略了他的社会和文化角色，事实上后两种角色往往决定了他的译材取向和翻译策略，使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并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信息并把它传达出来，而是有意识地对译材加以选择和阐释，对译本进行文化干预，以达到预期的翻译目标。这种行为放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来看是无可厚非的。

此外，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拿忠实或对等的标准来衡量晚清科幻小说译者的成果，否则就只能得出译者对翻译不负责任，译作粗制滥造的结论。其实，忠实的标准本身就反映了一定的文化价值判断。正如Andre Lefevere所指出的，“忠实”只是翻译策略的一种，是特定的诗学和特定的意识形态结合之后的产物。将它奉为唯一可能的、甚至唯一合法的翻译策略既是不现实的，也是徒劳无功的（Lefevere，2004）。

参考文献

〔1〕阿英，《晚清小说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2〕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3〕工藤贵正，“鲁迅早期三部译作的翻译意图”，《鲁迅研究月刊》，1995，1：40—43。

〔4〕郭建中，《科普与科幻翻译：理论、技巧与实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5〕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6〕林建群，《晚清科幻小说研究（1904—1911）》，台湾：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1998。

〔7〕鲁迅，《月界旅行·辨言》，《鲁迅全集·古籍序跋集·译文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增订版），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9〕王宏志，《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0〕谢天振、查明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11〕袁进，《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上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