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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找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甚至不知其是男是女,什么学历,做什么工作。 但我知道他,长期地、不间断地在我负责的那个报摊上买《中国青年》杂志。 为了找他,我在下班的时候,或周休日逛菜市的时候,总要在书报摊上守候一段时间。然而人海茫茫,何从得寻呢?寻找这样的读者,是我的愿望,也是我布置给每个编辑的一个任务。了解一下他们为什么自己掏钱买《中国青年》杂志,他们喜欢我们什么,又不喜欢什么? 总有些同志爱用老眼光看《中国青年》杂志,认为那是一本传统得不能再传统,生硬得不能再生硬得杂志,因而只能公费订阅,市场上不可能有“卖点”。然而,我们编辑部却接二连三地得到反馈:读者们从图书馆或友人那里看到《中国青年》杂志,十分喜爱,但跑遍邮局报摊,却买不到。于是,我们在两年以前,动员所有的编辑出版人员,每人找一个摊点,自己去蹲着试试,搞点市场调查。在我那个点上,第一年,销30—40%,今年平均达70%,有几期甚至销掉100%。尤其是去年第3期,销路更好,增印的10多万份全部告罄。为了尽可能地排除特殊性,我的“点”选择在我所居住的西坝河东里小区——一个极普通的居民住宅区——的菜市场上。 当摊主告诉我,有几个人现在已是《中国青年》的固定买主时,我要找到他们的愿望更加强烈了。我在要卖的杂志上,贴上名片,附上留言,开始了幸福的等待。 他终于来信了。名片告诉我这是一位环保部门的工程师,信中把改版后的《中国青年》称作“各行各业,各种生活境遇下的当代青年共同构筑的精神家园”,并且“把阅读《中国青年》看作一种精神享受”;认为“精神不是万能的,没有精神是万万不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人们选择生活,改变境遇的机会,也带来了体制转换的种种阵痛,人生价值,道德取向,理想信念,必然对今天的青年作新的拷问”。信中主张《中国青年》应着眼于大多数青年的实际需要,同广大正在艰苦奋斗着的青年们一起思考,区别于白领或雅皮士式的文化倾销。 我惊喜地拿起电话,方知这位“他”是女性,名叫尹学庆。我提出很想见见她,这位80年代中期的大学生爽快地答应了。我们像电影中常见的那样,拿一本刚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在我卖她买的那个书报摊前见面。带有戏剧性的是,我们刚要握手的时候,另一只大手也伸过来,刚健有力,那人英武之间透出豪气:“我是小尹的爱人,区公安局的,也是你们杂志的忠实读者。”就这样,在北京第一场寒流中,编读之间开始了2个小时的“对话”…… 谈话的内容不必复述了,分手的时候,我试着问他们,明年还买不买杂志,他们说当然的,不过改在附近的邮局订了。“单位不少同事都挺爱看的”“我们单位也是,但是许多人不知道你们改版了,从我这儿看到了才知跟原来大不一样了,你们的宣传不够”,“公安局”一边弹着烟灰,一边说:“钱不成问题,少抽一盒万宝路,就可以看两期《中国》杂志”。 我突然觉得,这似乎是一句很不错的广告词。 石国雄 1997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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