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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980年，切斯瓦夫·米沃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写道：“以毫不妥协的敏锐洞察力，描述了人在激烈冲突的世界中的暴露状态”。此时，这位出生于东欧的诗人、作家得以重新回到自己故乡—波兰读者的视野，他也借此频繁回到自己的故土—他离开自己的家乡实在太久了。
切斯瓦夫·米沃什，一九一一年生于立陶宛的小贵族之家，家庭条件优渥，在文学道路上也走得颇为顺利，二十五岁就凭借诗集《三个冬天》在波兰文坛占得一席之地，同时他被本国公认为是那一代人中最有天赋的作家。
从文学成就上来说，米沃什是极为成功的。他的作品被翻译为超过四十四种语言，各种荣誉环绕着他，尤其在诗歌领域，他受到了足够多的崇拜，被约瑟夫·布罗茨基誉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然而，米沃什本人却不这么认为，他始终怀有懊丧之情，说自己“或许本可以成为真正伟大的诗人”。仿佛在他的认知中，“此天此地依然不够”，在他生活的这个世界之上，总有一个更理想的世界。
米沃什的懊丧，并不是一种自谦，这和他的毕生经历有关。他经历过祖国的动荡不安，经历了漫长的漂泊、动荡、凶险、屠杀与在时间中的遗忘，当然，还有贯穿于他的诗歌写作中的拯救。当看到国家经历的破坏、屠杀、死亡时，这位爱国诗人也显得无比彷徨。然而他没有忘记自己诗人的职责，他把对人性、历史、真理的思考都融入到了自己的诗里，试图记录这真实的一切。正如他在自传体书籍《乌尔罗地》里所说：
“我目睹了当时正发生的一切之后，无论是身处波兰人民共和国还是国外，我真的还能够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地从事文学工作吗？当我试图用从新的视角对于历史进行思考的时候，当我研究语言、波兰诗歌以及具体某些诗人的时候，我并不想将讨论仅局限于艺术和技巧方面，却忽略宏大而根本性的主题。”
这位像哲学家一样思考的诗人，时刻坚守着道德和责任，用文字记录一切，揭示着“时代的羞耻”，因为他害怕“那些死去的孤独者，已被世界所忘记”。
02.
《乌尔罗地》这是一本米沃什的“灵魂自传”，是米沃什代表作性的思想随笔之一，是他晚年时对自己一生的回忆和瞭望。”乌尔罗地“并不是地名，是指灵魂饱受煎熬之所，在那片土地上，残损的人类也将承受也必须承受心灵的困苦。
事实上，米沃什认为自己命运赋予了自己太多的苦痛。当然这种苦痛不是物质上的，是精神上的折磨。
1939年，德军攻陷华沙，波兰沦陷，苏德瓜分波兰，波兰人民开始了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米沃什发现此时的维尔诺已经面目全非，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而他之前组织的是诗歌圈子已经黯然倒下。米沃什匆匆逃离，回到华沙，从事地下反法西斯活动。
1945年，米沃什被任命为波兰驻美使馆的文化专员，常驻美国。一年后，他又被任命为波兰驻法国外交官，来到巴黎。在自我“道德责任”的驱迫下，他与自己的母国波兰断交，并向法国申请政治避难。此后，他辗转美国和巴黎生活，最终加入了美国国籍，在美国定居。
虽然由于政治原因米沃什长期生活在国外，但是在他的内心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祖国。会多国语言的他，坚持用自己的母语写作。他坦诚：
“我非常高兴，我能坚定地秉承自己的语言，原因很简单，我过去曾是一个波兰诗人，而且除此之外，我也不可能成为其他。而不是像其他法国或者美国的移民一样，努力隐藏自己的肤色和母语，我并不否认我的语言——波兰语，使我感到骄傲。”
即使身处美国文学界，米沃什也无比坚定，自己始终是波兰文学界的一员，而不再属于别的国家。即使自己的国家再破败，它依然是我心中的独一无二。
这让笔者不仅想起了与米沃什同时代的诗人—我国著名诗人余光中。两人都是因为国家战争而远走他乡，大半辈子在外飘零，心始终扎根祖国。余光中二十多岁的时候离开祖国大陆，辗转多地，最后定居台湾。他自嘲自己过着“蒲公英的岁月”，乡愁情绪从未离去。
大陆和台湾开放自由行后，余光中迫不及待地回到了祖国大陆。在黄河边，余光中小心翼翼地把手伸进黄河里，这一刻他眼角湿润：黄河母亲，我终于回来了。为了这一瞬间，他已经等了七十年。临走时，大家都忙着擦拭鞋底的泥土，余光中却把鞋底的泥土放进了一个盒子里，带回了台湾的家中。看到了那些泥土，就如同听到了母亲的呼唤。
晚年的米沃什亦如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他在母国的名声再次响起。借此，米沃什返回了阔别多年的家乡，最终一直生活在波兰，此时的生活以及心态就像他的诗歌《礼物》里面一样：
多么快乐的一天。雾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蜂鸟停在忍冬花的上面。尘世中没有什么我想占有。我知道没有人值得我去妒忌。无论我遭受了怎样的不幸，我都已忘记。想到我曾是同样的人并不使我窘迫，我的身体里没有疼痛。直起腰，我看见蓝色的海和白帆。
03.
要读懂米沃什的作品，首先要了解他对于人性的看法。在《乌尔罗地》里，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首先承认，我相信人性的存在。笔者认为，米沃什对于人性的深刻觉察来自于他经历的国家战乱。
米沃什说：”你只需对人类那些有别于动物的、最真实的需求撇上一眼，对那些邪恶和低劣的需求，瞥上一眼你就会相信人性的存在。而对人性体现最深刻的作品大抵要算是《被禁锢的头脑》。
这部作品试图说明二战后的中东欧知识分子群体如何挣扎于斯大林主义的思想禁锢，对于二战前后波兰以及波罗的海三国人的处境做了精彩的描述与反省。但是该书出版后，很快被波兰列为禁书，连他的名字也成了敏感词。
他认为追求名与利是虚荣的丑剧以及普遍的谬误，人们应该追求真正的伟大，哪怕因此误入歧途。
晚年的米沃什，更像一位哲学家。他更多思考这“形而上学”的观念，也把诗歌和神学、宗教联系起来。他认为只有一种语言能够达到人类想象的最高要求，那就是《圣经》。
但是，他又是矛盾的，他总要应对自己一堆不自洽的观点。可以说，米沃什每一个人生阶段都在不断打破自己，晚年后又在深度剖析自己。当然，这种剖析对作者而言，是不断地发现新的自己，如同的他在《乌尔罗地》里的对白：我是我必须成为的米沃什，我是我不想成为的米沃什，我要杀死那个米沃什，如此我才更加米沃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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