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本文共有 3555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8 分钟。
离开非洲已经将近1个月了。说实话，我有点想念他们，那些相处2年的多哥同事。我所在的卡拉东岱医院的放射科没有医生，仅有3名助理医师。所以，只有中国医生可以书写诊断报告，得到临床大夫和医保部门的认可。而当地的助理医师，只负责投照技术工作。我们每天在一起工作，聊天。和他们一起工作很开心。Mendamou是卡拉东岱医院放射科的科主任。他肤色黝黑、膀大腰圆，长相酷似美职篮的著名中锋“奥尼尔”，我常常开玩笑的喊他“petit ONeill（小奥尼尔）”。记得刚见面的时候，他表情很严肃，过份点说，就是冒似很“凶”的样子，加上嗓门也很大，给人感觉不大容易接近。可就是这样一个冒似不太友好的人，却在接下来的2年里，帮我克服了许多工作中的困难，并且在生活中给了我很多帮助。记得刚上班没几天的时候，接诊了一例腰痛患者，腰椎片子显示有相邻椎体边缘的骨质破坏和椎间隙的变窄，还有椎旁冷脓疡的X线征象。我下了腰椎结核的X线诊断。可是没过多久，他就拿着片子和报告单过来找我，认为诊断有问题，这个不是腰椎结核，因为语言不通，沟通出现了问题。于是只好把队长和翻译长找来，才明白了，他认为是当地的一种地方病导致的这种表现，所以要我修改报告单。于是我又重新阅读片子，分析了X线表现特征，觉得片子具备腰椎结核的所有诊断依据。所以也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僵持不下的时候，队长做了一个决定，在最后诊断的后面加个问号，把肯定诊断变成了可能诊断。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了解到，他所说的这种地方病是“镰状细胞性贫血”，它可以导致椎体骨质边缘性坏死，但肯定不会有椎旁冷脓疡。接下来的几天，又发生几次相似的事，加上语言不通，工作遇到了困难。一次，队长提醒我说，这可能是多方医生在考我，看看能否胜任这个岗位。接下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在工作中讨论，争辩。经过几次之后，信任逐步建立起来，他对我的工作没有了一丁点的怀疑。后来，他对我说，“docteur，你现在的法语不好，让ISSA帮你吧，3个月以后，慢慢就都会好起来了”。随着时间的延长，我的语言也逐渐好了一点，我们之间的交流也就多了起来。聊聊中国和多哥，聊聊足球，聊聊奥巴马；聊聊家庭，聊聊卡拉和晋城的房价。慢慢地，我的嗓门也变得很大，大家一起开玩笑的时候，很开心。他说他喜欢中国，希望有机会能到中国学习。护照早已经办好了，可是没有钱，没有签证。后来，他又陆续介绍卡拉大学附属医院和洛美大学附属医院的同行给我认识，在《艾滋病合并肺结核的X线诊断》和《镰状细胞性贫血并股骨头坏死》这两篇文章的病例统计工作中，大家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很感谢他们。ISSA是我认识到的第一个放射科同事。记得我刚到卡拉的时候，还没上班，人就病倒了，一直发烧，体温表都爆了。在放射科拍X光片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ISSA，就是那个后来一直帮助我学习法语的人，他中等个子，瘦瘦的，面带微笑，当时，他静静地站在诊室的门口，微笑着把我带进投照室，然后给我做检查，感觉有些腼腆。接下来的3个月时间里，在他工作空闲的时候，就会帮助我纠正法语的语法错误，帮我把口语变成诊断用语书写在报告单里。聊天的时候，我才知道，他07年洛美大学毕业后就到了卡拉东岱医院工作。他告诉我他的毕业论文是关于女性乳腺癌的发病率的调查研究，在他的调查结果里，多哥滨海区的女性乳腺癌的发病率高达20%。这个结果的确让人感到吃惊。ISSA有一个1岁多可爱的儿子，见到我，总是好奇的瞪着眼睛看，过一会，却又突然的大声哭起来，似乎受到惊吓的样子。可是，随着他经常到放射科玩，我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慢慢地陌生感没有了，有时候，会因为一块糖，而赖在我的身上不走。1年后，ISSA到塞内加尔读书深造，期间打过几次电话，有时候会让我帮他的母亲开一些降血压药这样的小事。今年8月底，在我们回国的前夕，他打电话说回到洛美了，希望可以见一面，于是，在洛美的时候，我和常鹏接他到医疗队驻地聊天。一起聊这1年间的事情，聊他的学习和卡拉东岱医院的同事。也许是因为他是新一代的多哥人，也许是因为他所接受的教育，感觉他似乎有点特别，似乎比其他的多哥同事更看重情谊。因为他所做的好多事情，总让人心里很热乎。
YAO没有医师执照，不是助理医师，也不是技师，只是在科里做一些杂务，譬如帮忙洗片子、传片子，打扫卫生之类的工作，收入也要比其他的人要少些，放射科里像他这样的人大概有5 6个，因为没有自己的专业，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被调换岗位，或者到药房调剂，或者到病房做护工，或者到门岗看大门都是有可能的。但他似乎没有危机感，对自己的工作状态很满足，反而对自己的穿着很讲究，衣服和裤子是每天都要换的，皮鞋虽然很旧，却总是擦的很亮。他有一个摩托车，工作之余，我会请他做向导，载着我转一转卡拉的大街小巷，去看看卡拉的孤儿院（十分简陋）、参观基督教堂等等。每次我都会给他的车加油（600西郎一瓶，约合人民币7.5元），只是他从不会客气，有时还会问我加几瓶？后来有一次，他邀请我去他家里坐坐，当一进门的时候，他的妻子就很谦卑的弯腰、屈膝，我一看，这可是受不起，赶忙弯腰回礼；对这，他们似乎也有点惊讶。他的家很简陋，夯实了的沙土地板，和门外的院子的地板一样；墙壁涂成了淡蓝色，除了必要的床和两把椅子，基本上没有别的家具；家用电器就只有一台老旧电视机。当他到我的宿舍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一些洗衣粉或者肥皂之类的小礼物，有时候他看到我的旧衣服和鞋子，会主动问我还穿不穿，是否可以送给他什么的，我一般都不会拒绝。他特别喜欢拍照，并且拍照的时候穿的很整洁，表情通常也很正式。我总也忘不了他的样子。
我还想和大家聊聊我们科最富态的女士，我不知道她的名字，科里的人都总是很亲切的喊她madam（夫人）。她体态丰腴，走路慢慢的，摇晃着趿拉着板鞋。每天上班，总要进到我的办公室，重重地坐在检查床上，说些“睡的好吗？身体好吗”之类的问候语。然后就开始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感觉很累，可能是病了，让我给她点中国药，一开始，我总以为她是真的，所以，每次都满足她的要求；后来，她每天走是这样，我就有点不信了。后来才知道她只是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给不给都没关系的。所以，有时候就委婉的拒绝她的要求，但是，她总也不会恼，也不生气。每隔一段时间，她总要给我打扫办公室，洗洗工作服，却不会让我动手。我说这样做不合适，她说“没事，科里这样的活都是她做”。记得有一次过节，mendamou送我几小瓶罐装奶，放在办公桌上，路过的有的别科的同事就进去要着喝了，她见到后，赶紧把剩下的两盒奶放在抽屉里，告我说，要不这样，过阵子，奶就被别人喝没了。这个时候，心里总是有种别样的感觉。还有Tchandja，他也是我们放射科的一员；Gneinnie是预防保健科的助理医师，是ISSA的表弟，也是我的好朋友；kpoti和sayibu是内科医师，因为我经常下病房调阅病例而结识。在我生病的时候，他们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很感谢他们。去年春节前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至今不能忘记。那天我接到一个住院患者，女性，24岁的年龄，身高约160cm，但体重只有40公斤。因为咳嗽，发热就诊，当时，病人不能行走，被人用担架车推着到放射科拍片。片子显示左下肺大片状高密度阴影，但其中隐约有空洞的表现，左侧还有胸膜炎。这时我提高了警惕，就追问她是否有艾滋病的病史，她否认了。但是，我还是靠着X光片，做出了左肺炎症可能，肺结核不能排除的提示性诊断。并且走到病房，找到sayibu，和他说明我的诊断情况，他拿出病例笑着和我说，患者白细胞高达2.4万，肯定是大叶性肺炎。但我还是希望他能做一个艾滋病的筛查试验和痰查结核杆菌的化验检查，这样可以明确诊断，也有助于自己诊断水平的提高。一周以后，正当我准备去问他病人情况的时候，他来到了放射科，告诉我，有一天晚上，病人大咯血，窒息死亡了。化验结果是HIV1型艾滋病，痰查结核杆菌试验BAAR（++）；当时我的心情突然就很低落。那个病人的表情突然就一直在我的眼前：她坐在担架车上，用一种说不上来的眼神看着我，是木然？是对生命的渴望？还是是绝望？我至今忘不了。每每想到这些，我的心里就有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我深知个人能力有限，但我要全身心投入为每一位病人看病，我没有理由不努力工作。2年来，完成影像诊断报告约6000人份。其中，接诊艾滋病合并肺部疾病患者89例，其中经确诊为艾滋病合并肺结核的患者有39例。接诊镰状细胞性贫血合并股骨头坏死的患者34例。两年的非洲经历，带给我一种不同的生活体验，他丰富着我的人生。更重要的是，从此，多了一份牵挂，因为在地球的那一面，有我的兄弟姐妹。谢谢我的非洲兄弟，感谢他们2年来给我的帮助，感谢他们给我带来的快乐，感谢他们带给我的那份真诚和感动！
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工作着 快乐着 感动着——总医院司慧勇的奋斗故事”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