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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你知道讲故事的应用研究吗？其实你知道讲故事的应用研究吗？
开心白羊座
百家号03 1915:331976年，马丁·赖因提出公共政策分析涉及讲故事这样的观念。他指出无论是科学的基础模型还是应用模型都没有为作出政策决定提供所需要的知识类型，从而结束了关于政策分析中事实角色与价值角色的长期争论。两种模型都关注事物实际存在的方式和事物可能存在的方式。换言之，两种科学的模型都关注对事实的说明和预测。两种模型都不探讨事物应该存在的方式，“应该”在这里指某些政治或道德判断。这样的判断是政策分析或任何应用科学的规范性的任务。政策分析的规范性方面涉及讲述一个把事物实际存在的方式、事物可能存在的方式和事物应该存在的方式的事实结合在一起的故事。赖因关于政策分析所说的观点可以应用于任何试图理解或改变个人或社会处境的研究类型。
对赖因1976来说，政策分析的显著特征是“给予忠告”giving of advice，p.261，他把这看成是讲故事。忠告决策者总是要讲述一个把事实和价值编织在一起的故事。故事为“解释纷繁复杂的事件”提供“行动的规范性意义而不是普遍规律”p.266，后者是科学知识的实证主义观念。[政策]分析者必须为决策而获得的理解类型“取决于讲述相关的故事，即从过去的经历中得到解释事件如其所是的叙事并从中吸取未来行动的教训，这是指，例如，如果采取某些行动，未来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这样，政策分析必须能够讲述一个把关于现有的事实、未来的预测和已有评估的可能性以某种可以为行动提供基础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故事。这对任何为决策者提出忠告的研究者来说都是千真万确的，对那些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来说也是千真万确的。为了让人们接受他们的研究结果并把它们加进知识体系，他们必须向其他研究者讲述一个故事，虽然是一个很形式化的故事。
赖因1976对给予忠告的政策分析的规范方面感到苦恼。它与实证主义的、说明性研究的假定不一致。在探讨二分法的价值方面的时候，他提出了对规范选择和客观研究之间关系的三种解释，却发现每一种解释都不能令人满意。按照第一种解释，价值观念组合事实，这将导致对事实的歪曲感知。也就是说，人们持有的价值观常常歪曲现实。例如，坚定地反对人工流产合法化的人可能认为即使流产可以挽救母亲的生命，流产也是错误的。按照第二种解释，事实可以与不同的价值观体系相融合，这将导致出现没有任何标准可依靠以便从中加以选择的相互竞争的行动理论。这就是使反对人工流产合法化的人和主张人工流产合法化的人tacling past one another的原因。按照第三种解释，事实组合价值观念，这缩小了规范性选择的范围，因为这时享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是事实而不是价值观念p.259。换言之，只见事实就没有想象未来的任何余地，而想象未来必然涉及价值观念或规范性的立场。例如，假定人工流产的事实不可避免，如果缺乏一套价值观体系，是赞成还是反对人们就无所适从。
赖因没有解决这些解释之间的冲突。相反，他采取一种“价值—批判”的立场，这种立场把价值观念留给决策过程去协商。在这个协商的过程中，可以期望更有说服力的论点将会获胜，即使人们原先抱有不同的价值立场，他们对行动的路线也将达成共识。赖因的结论与后实证主义的科学有效性观念中的理论选择逻辑非常相似见第五章。
赖因1976还试图维护政策分析中的客观知识的完整性。即使给予忠告难免会作出规范性选择，他还是相信，按照故事所描述的场景检验故事的真相可以客观地论证政策故事的相关性。在他看来，通过弄清楚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没发生来评价故事的真实性相对容易些，而事情为什么如其所是地发生，要对其说明的有效性作出评价就很困难。说明事情为什么发生深受那些需要讲述故事的价值观念的影响。赖因主张确定故事的有效性准则部分地是逻辑的，部分地是美学的，并且不易充分理解。在后面几章，我将论证科学、文学和法学中的故事的有效性准则确实部分地是逻辑的，部分地是美学的，但它们可以得到理解。
赖因1976反对说明性研究的实证主义理念所主张的事实与价值的严格分离。实证主义者相信，对人们拥有的价值观念，可能存在客观的知识，但是，那些价值观念绝不应该进入确定关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或个人现象的过程之中。科学家可以有规范性的协商，可以提出规范性的要求，但是，那当然不是在从事科学工作。在第五章，我们可以看到科学实际上取决于规范性的协商，而价值观念确实进入了确定有效性要求的过程之中。
由于在给予忠告的时候任何领域中的分析者或研究者都把事实和价值结合在一起，因此，赖因1976试图确保客观知识和规范性选择各得其所。然而，他作为政策分析者的经历与实证主义的逻辑并不一致。他所遇到的问题是：当面临两种相互竞争并被看成是价值中立的理论时，通过确定哪一个理论更精确和全面地反映了处境的真相可以作出理性的选择。然而，当面临两个把事实与价值结合在一起的故事时，事实的方面可以按照所描述的情况来确定，但是价值的因素就无法确定，因为人们认为价值观念不具有像事实那样的客观地位，因而是非理性的。
讲故事不限于政策分析，规范性的协商和给予忠告既是其他“应用性”或“辅助性”领域的中心，也是一般性行政的中心。赫尔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1969承认这一点，但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他认为应用社会科学带有规范性的因素。在讨论处于政策和行政中心的设计过程时，他强调应用工程学的模式包括事物“应该如何才能实现目标和发挥职能”的规范性问题。但是，他的观点是一种关于行政的规范性维度的狭义观点。他的“应该”只应用于实现既定目标的手段“应该”如何协调，而并不应用于目的本身在政治或道德的意义上“应该”是什么。
西蒙1969只是在实现既定目的或目标的范围内关注规范性的知识和推理。虽然人们认可规范性的关注是实现目的和目标的一部分，然而，更重要的是描述和说明当[政策]分析者和决策者在公共行动的相互竞争的目的和目标之间进行选择时如何解决价值观念的逻辑。西蒙坚持认为设计过程只“需要适度地适应一般的宣告式逻辑”。他用“宣告式逻辑”指科学证明的演绎逻辑，第四章将探讨这个问题。他主张的实证主义立场把政策分析和行政中的决策逻辑解释为给予忠告是不适合的。第四章和第六章将指出解释和批判而不是某种陈述逻辑是确定规范性目的的基础。
1976年，赖因无法借助后实证主义哲学家的工作来消解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也无法解决在相互竞争的政策故事之间进行合理选择的问题。由于无法摆脱实证主义的框架，他误解了他所面临的问题。第五章将指出科学哲学的最近发展揭示了根本不存在价值中立的理论。事实上，科学家把事实和价值观念结合在一起来建立理论，而那些价值观念正如事实一样合理。而且，在相互竞争的科学命题之间进行合理的选择正如在纯粹规范性的命题之间进行选择一样困难和复杂。然而，它们在实践的话语中仍然有合理的基础。
在质疑政策分析的实证主义逻辑20多年之后，赖因1976仍然保持他对讲故事的痴迷。在他与唐纳德·A.舍恩合作的著作中，他们用“框架反思”frame reflection这个词说明决策者如何解决表面上“棘手的”政策争论的逻辑Sch觟n and Rein，1994。那些争论以常常相互冲突的政策故事的形式出现。确实，人们带入政策问题的框架非常像故事，因为它们把事实和价值观念都结合进一幅世界图画之内。许多政策文献充斥着说明性研究和决策的工具性模式的逻辑，却不能说明实际的政策决定方式，赖因和舍恩转到“框架反思”就是要避免这种逻辑。他们还用某些后现代哲学来说明解决复杂的公共问题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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