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凡提智慧故事300篇

时间：2020-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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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凡提智慧故事300篇 “大白菜”考验谁的智慧等

发布时间:2019 01 15 01:24:34 来源: 点击：

2006年风调雨顺、政通人和，京郊大白菜顺理成章喜获丰收，但种菜的农民朋友却怎么也笑不出来。由于“丰收”，使得菜价一落千丈，跌到了几分钱一斤，菜农辛苦数月却根本收不回成本。与其赔钱卖菜，还不如让它烂在地里――不得已，很多菜农只能含泪看着大片大片的白菜“暴尸荒野”。有媒体就“贱白菜”问题采访了某相关政府部门人士，得到的解释也颇为“市场经济”，“原因和去年大白菜价高有关系，去年2角，农民效益还可以，于是今年增加了播种面积。”该人士还语重心长地提醒农民朋友：种菜不应盲目。其实，农产品“增产不增收”的“丰收悖论”在我国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全国“首善之区”的北京，其郊区尚出现了白菜烂在地里的悲剧，其他地区的情况可想而知。就在几个月前，陕西芹菜遭遇了与北京白菜同样的命运，“丰”了却没有“收”。这种例子不胜枚举。诚然，种菜不应盲目，有道是：市场经济有风险，农民种菜须谨慎。这话说起来轻松惬意、高瞻远瞩，但农民朋友要达到这要求却难上加难。我国农村的信息渠道还非常闭塞，农村人口的知识水平还相对偏低。在选择种植品种时，农民朋友或许能做到谨慎，但远未达到“合理配置、把脉市场”的程度。即使农民悟透了不能一窝蜂种植某一品种的真理，但受制于信息成本的高昂，仍难做到“不盲目”――总不能指望农民拎着手提电脑，去做种植前期的市场调研吧。那么，谁应该担负起帮助农民进行市场调研和指导播种的职责呢?在计划经济时代，大白菜是普通市民过冬的“当家菜”。那时为了保证需要，北京市甚至专门成立了“大白菜办公室”，以协调白菜供销。而今，我们在市场经济的洪炉中锤炼了十数年，大白菜从供应难到没人要，也算是一种进步。然而，这决不是说我们就应眼巴巴看着大白菜烂在地里，看着辛苦劳作了一年的农民朋友伤心欲绝。有关部门在“菜烂了”之后才冠冕堂皇地说什么不要盲目，于事何补?何不在播种之前，相关农业部门就组织力量对市场形势进行判断，对农民进行必要的指导，防“增产不增收”于未然呢? 政府的职能不仅在于管理，更在于服务。然而，目前有些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却仍停留在口号上。2006年夏天，陕甘地区西瓜大丰收，但农民却陷入了卖瓜难的尴尬境地，这才引起了当地政府的注意：西安农业局向全体市民倡议多吃西瓜帮助瓜农，蓝田县委书记动员每个干部消费西瓜100斤，甘肃省某县委书记亲自上街吆喝卖西瓜……这些举动被媒体称为“爱心行动”。这在一定程度表明了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但这种服务显然流于形式，难以解决农村盲目生产的根本问题，对农民的帮助杯水车薪，甚至有作秀之嫌。政府享有天然的资源信息优势，理应具有强大的市场调研和调配能力，也毫无疑问担负着对农民进行作业指导的职责。与其做事后诸葛亮，还不如事先把指导工作做到家，那才是爱民之心的真正体现。陕甘地区的“政府卖瓜”现象，真不知道是当地政府的勤政爱民，还是懒政失职? 农村问题的关键就是提高农民的整体生活水平，达到共同，走进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的口号提出也有一年了，这口号的内涵决不是号召帮农民多消化几个西瓜，多吃几斤白菜，或是对农产品的滞销作无用的惋惜和空洞的理论教化，而在于多做实事。今年，还种不种大白菜考验的不是农民的眼光，而是政府的智慧。房地产“限外令”有必要迅速解冻东方愚有迹象表明，2006年7月我国关于限制外资炒房的“171号文”，目前在多个城市有松动苗头。凯雷基金一口气吃进上海110套别墅，加拿大三五集团、美国汉斯、摩根士丹利等多家海外投资机构与开发商也已在华南、华东正式进军房地产业。业内人士判断，上海等城市沉默多时的海外基金购房潮将重新回暖。限不限外其实是个伪命题。“限外令”出台之前，外资入主内地楼市已面临许多障碍。不管是出于无奈还是利益需求，房地产开发商都更愿意与当地权势投资群体结盟。这是中国经济转轨中权力资本化与资本权力化的表现形式。不久前，全国人大常委贺铿做了一回“皇帝的新装”中敢于说真话的小男孩儿，直言官商勾结是地方房地产调控不力的硬伤。直到现在，关于通过“限外”来抑制房价的做法，坊间仍然有赞同与反对两种声音。不过，正所谓上有、下有对策，一些外资基金并没有冷静观望，而大都选择绕道而行。比如花旗集团、德意志银行均通过股权投资方式，分别参股上海徐房集团与珠海一大型民宅。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6年前三季度中国楼市利用外资金额上升到了259亿元，同比增长率高达46．6％。看来，外资增加投资中国楼市是大势所趋，并不会因为一纸限令而畏缩不前。面对中国楼市这块大蛋糕，外资虽然面临着准入问题，但他们更在乎投资的风险与收益。要知道，外资大都不是来玩游击战的，而想做长线投资，将来拿着项目到海外上市什么的。这就从客观上要求其挑选楼盘时会谨小慎微，除可能不看风水外，资产负债及损益、现金流量等硬指标，他们无一例外会弄个一清二楚。正可谓双向选择，想浑水摸鱼的开发商，即使又有地盘又有话语权，且牛气哄哄，也只有靠边站的份儿。可内资并不这样想。他们为“限外令”的出台沾沾自喜，以为是天赐良机。然而本性难移，他们以先入为主为第一宗旨，一窝蜂地上马项目，如遇利润率不尽如人意或是信贷收紧导致资金链吃力，又会转战他途，比如2006年以来一路蹿红的A股市场。温州民资最具代表性，房地产投资乏味，于是高调进入股票与基金市场。据悉，仅2006年5月一个月，温州股票交易额就达170亿元。一边是位“葛朗台”，一边是个马大哈，外资与内资入主中国楼市的态度迥然不同。在“限外令”的日子里，外资基金一边休憩，一边重新审视政策风险并考虑进入路径的创新；而内资则欢天喜地地四处玩大手笔，虽然宏观调控力度不断加强，但对不少非理性的投资者来说，仍然仿佛“满城尽是黄金楼”啊。 “限外令”产生了逆向激励效应。外资投资机构变得更加剽悍，中国本土投资机构仍然那么散漫，作为政府核心治理目标的房价涨速依旧居高不下。于是我们看到，这厢是CBD、亚运村等高端项目呈现出颓势，那厢是外资津津有味地挑拣、运作着最合适但未必大手笔的项目，这些项目的回报率与可持续性令中国资本望尘莫及。有人称“限外令”马上要解冻其实有的地方已经事实解冻，那么，有必要思考的是，解冻之后内资胜算几何，如何与外资竞争与合作?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大中型房地产开发商将以联合海外投行和基金为主，进行融资模式转型。可以说，将虎视眈眈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外资脸谱化的做法，的确有失偏颇。对中国楼市的投融资活动，我们应导而不应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