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一段文字 完成问题。 人们常说“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 但故事不等于小说

3.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小题。

《红楼梦》与中国文化

周汝昌

晚清有一个姓陈号蜕庵的学者曾指出曹雪芹的《红楼梦》不是一部小说，而应当归入子部。我觉得这个人实在了不起，归入子部，等于说《红楼梦》不是传统观念中的野史或“闲书”，而是一部思想巨著。在晚清能有这样的认识是非常难得的，可惜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与重视。

他说的“子部”，就是指我们中华文化体现于书册形式上的“四部”“四库”：经、史、子、集中的“子”类，皆为古代大思想家的论说，亦即“诸子百家”的“子”。这就点明了《红楼梦》的巨大的文化蕴涵。这是敏锐的文化眼力与灼见，十分重要。

何谓“文化”？“文”，大家都懂得，那么这一个“化”字如何理解呢？“化”即感化、教化、潜移默化、春风化雨之“化”，而且古时以异族学习汉文化为“归化”。要想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必须先学会“咬文嚼字”。“咬文嚼字”是中国文化最高之境界。举个例子来说，大家都记得甄士隐与贾雨村，但有谁记得他们二人的名字？贾雨村，名“化”，取“春风化雨”之意，表字“雨村”。甄士隐，名“费”。《四书》中有句曰：“君子之道费而隐”，故名“费”，字“士隐”。在雪芹时代，读书识字之人一看都懂，又有义理又有趣味，而且还谐音，有双关妙语的匠心。这是独特的汉语文之魅力！我认为汉字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

中华文化的特征有两大条主脉：一条是“仁义”二字，这是自修待人之道，是孔孟之道的精髓；另一条是才情灵秀之气，正是这才气智慧凝结成为一部中国文学史。懂了这两端，再看《红楼梦》，体现的也主要就是这两大方面。即：人际交往、社会伦理、道德仁义与才情灵秀之气所缔造的精神事业。

有人问我研究红学多年的体会是什么，就是两个字———“沁芳”。“沁芳”二字又有何重大意义，值得研究五六十年始明吗？这是因为：大观园的一条命脉是沁芳溪，而所有轩馆景色都是沿着此溪的曲折而布置的，是故沁芳亭、沁芳桥、沁芳闸，都采此名。

《红楼梦》中“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回写到宝玉与众清客穿过“曲径通幽处”，见到园中一带清流泻于石隙之下。贾政欲因水取名为“泻玉”，但宝玉认为“泻”字不雅，提议名为“沁芳”。“沁芳”这个美好的名字的取义当源于王实甫的《西厢记》，莺莺上场时那段唱词：“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芳”即“落花”，“沁”即“浸于水”，正是《西厢》“花落水流红”的“浓缩”和“重铸”——它标出了全书的巨大悲剧主题，即“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字面“香艳”，内涵沉痛。这就是汉字语文的精髓之表现。

如果你不懂《红楼》与我们的文化的关系，你又怎能懂得它的价值意义，又怎能领会欣赏它的意境之美妙呢？

（有删减）

注红学，即研究《红楼梦》的学问，五四运动前后，红学作为一门严肃学问堂而皇之步入学术之林，与甲骨学、敦煌学并称20世纪三大显学。

阅读下面一段文字 完成问题。 人们常说“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 但故事不等于小说 故事讲述人与小说家也不能混为一谈。就传统而言 讲故事的讲述亲身经历或道题听途说的故事 口耳相传 吧它们转化为听众的经验；小说家则通常记录见闻传说 虚构故事 经过艺术处理 把它们变成小说交给读者。 除流传形式上的简单差异外 早起小说和故事的本质区别并不明显 经历和见闻是它们的共同要素 在传统较为落后的过去 作为远行者的商人和税收最适合充当故事讲述人的角色 故事的丰富程度与远行者的游历成比。受此影响 国外古典小说也常以人物的经历为主线组织故事 《荷马史诗》《一千零一夜》都是描述某种特殊的经历和遭遇 《唐吉可德》中的故事是唐吉可德的行侠其余和所见所闻 17世纪欧洲的流浪汉小说也体现游历见闻的连缀。在中国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为志怪录类的小说提供了用之不竭的素材 话本等古典小说形式也显示出小说和传统故事的亲密关系。 虚构的加强使小说和传统质检的区别清晰起来。小说中的故事可以来自想象。不一定是作者的亲历亲闻。小说家常闭门构思 作品大多诞生于他们的离群索居的时候 小说家可以闲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图书馆中 或者在巴黎一间终年不见阳光的阁楼里 杜撰他们想象中的历险故事 但是 一名水手也许礼金千辛万苦才能把在东印度群岛听到的故事带回伦敦；一个匠人瓢泼一生 积攒下无数的见闻 掌故或趣事 当他晚年作在火炉旁给孩子们讲述这一切的时候 他本人就是故事的一部分 传统故事是否值得转述 往往只取决于故事本事的趣味性和可流传性 与传统的故事方式不同 小说家一般并不单纯转述故事 他是在从事故事的制作和生产 有深思熟虑的讲述目的。 就现代小说而言 虚构一个故事并非首要功能 现代小说的繁荣对应的故事不同程度的减损或逐渐消失 现代小说家对待故事的方式复杂多变 以实现他们特殊的叙事目的。小说家呈现人生 有时会写到难以言喻的个人经验 他们会调整讲故事的方式 甚至将虚构和表述的重心掷到故事之外。在这些小说家笔下 故事成了幌子 故事之外的附加信息显得更有意味。16世纪末期以来 小说家对小说故事性的破坏日趋强烈。这时 一个故事的好坏并不看它的“成色”如何 而是取决于讲故事的方式。契诃夫曾经把那些不好好讲故事的小说家称为“耍弄蹩脚花招的人” 但这种花招的大量出现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他们要摆脱陈旧的故事模式 摆脱虚假的因果关系和矫揉造作的戏剧冲突 甚至摆脱故事本身。现代小说家认为 传统的故事模式早已失去了弹性和内在活力 也失去了起初的存在价值 那些千百年来一直在给小说提供养料的故事模式已经成为制约想象力的障碍之一。摘编自格非《塞壬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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