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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军90周年之际，我们重温党史军史，倍加缅怀先辈。在我军历史长河里，将帅们一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却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一直廉洁奉公，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影响着广大党员干部。作为纪检干部，我们深受教益。现撷取开国元帅的数则廉洁故事，以飨读者。朱德：“国家领导人就更要想着国家”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天中午，厨师邓师傅给朱德做了红烧大对虾。朱总司令问明了情况后，耐心地对邓师傅说：“老邓啊，对虾是好吃，可是你晓得吗，一吨对虾出口到国外，就能换几吨钢材哟!我们国家穷，缺钢材，对虾少吃几口没得好大关系，而出口换钢材却是要紧的事。以后记住，不要再给我买对虾了。 ”邓师傅笑着说：“你是首长，就是顿顿吃对虾，又能吃多少呢？ ”朱德仍然耐心地说：“国家领导人就更要想着国家，能节约一点就节约一点，反正以后不要再吃对虾就是了。”继而又耐心地教导说：“我不让你做好吃的，不是怕花钱，这几个钱，我是出得了的，没有问题。我主要是说，要养成俭朴的习惯，一切要从六亿人民出发，生活不要太超出人民生活水平之上。 ”
彭德怀的“人生三原则”
彭老总一向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廉洁奉公，这与他一生恪守的“人生三原则”有着密切关系。他的“人生三原则”实则是步步递进、层层上升的有关廉洁的三重境界。其精神实质和思想内涵值得现代人特别是握有权力的官员认真思考、领悟。第一境界，自己不贪。看似容易，实则不然。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如何克制自己的欲望，不仅要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洁身自好的操守，还需要讲原则、有分寸的处世技巧和办事风格。不仅需要时刻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还要不存私心杂念，不怀侥幸之心。第二境界，让别人不送。作为手握重权的官员，如何做到让别人不送，恐怕比管好自己又艰难了一步。要让别人不敢送不想送不能送，首先要以清廉公正的形象树立个人威望，让别有用心的人望而却步，断了行贿的念头。第三境界，敢把厚脸皮的上司、熟人挡回去。此乃最难达到的境界。在这个人际关系盘根错节的“熟人社会”，各种利益关系千丝万缕地交织在一起。许多官员本身一尘不染、清正廉洁，可就是管不好自己的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处理不好老领导、老朋友、老乡亲等方方面面的人情关系。对于他们提出的不合理要求，碍于情面；对于他们“出格”的行为举止，缺乏约束管教，听之任之；对于他们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影响谋取私利，也熟视无睹，甚至放任庇护。以至于陷入人际关系的漩涡中无法自拔，甚至同流合污。所以，能达到第三境界的人显得更加可贵。
刘伯承反对搞特殊化
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担任南京市首任市委书记、市长和军管会主任。他十分注意联系群众，反对搞特殊化。一次，有人向刘伯承反映，少数政府工作人员、部队人员，不按规定购买车票，免费乘车;进入戏院、电影院和娱乐场所不买票，看“霸王戏”。刘伯承听后非常生气，以军管委的名义，连续下发了“乘坐车辆须按规定购票 （布告、军字第一号）”、“进娱乐场所须购票入座 （布告、军字第二号）”。这两项“禁令”一出，违纪现象顿时消失，广大市民拍手称快。刘伯承在南京生活了近10年。解放军刚进城时，他就叮嘱母亲，现在解放了，国家还很穷，人民生活也不富裕，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子女的生活，决不能搞特殊，要同群众的生活大体相当才是。有件事对其长子刘太行印象很深：那时南京刚解放，一天，身为南京市长的刘伯承带着孩子去参观中山陵。到了那里，看到一张通知，说那天因故不能接待参观者。刘伯承正要带着孩子回家，中山陵的负责干部赶来了，可是刘伯承还是坚持服从规定，拒绝了让孩子进去参观的邀请。回家的路上，刘伯承给孩子讲道理：“爸爸虽然是个高级干部，但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也应该按规定办事，不能搞特殊化。 ”
贺龙坚持官兵一致
1928年冬，部队来到湘鄂边的高山峻岭之中。冰天雪地，寒风刺骨。贺龙和战士们一样，一身单衣，一双草鞋，几天吃不上一粒盐，喝不上一口稀粥。一次，炊事员想方设法弄到手指大一点盐巴，给贺龙专炒了一碗有盐的辣子。贺龙尝了一口，知道是炊事员专给他做的，便将那碗辣子倒进大锅里。炊事员上前阻挡，贺龙微笑着说：“我们官兵一样，有盐同咸嘛！ ”1952年，贺龙深入部队检查工作，发现一个工兵连住在简陋的工棚里，连电灯也没有，生活条件很差。贺龙很生气，立即把有关人员找来，严厉地批评说，这个连就住在你们眼皮底下，你们却对战士的困难和疾苦视而不见，不关心战士，这怎么能行呢？接着叫他们把自己住的房子腾出来，让给工兵连住。
陈毅的“管住自己”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陈毅和项英率部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当时条件极其艰苦，作为领导人，陈毅和项英每人保管着一些金子，陈毅深知这些钱的重要性，保管极为精心，随时缠在腰间。可是到了夏天，因衣服单薄，腰部所缠的金袋凸出来了，陈毅觉得不安全，怕给党造成损失，他把机关人员和队伍集合起来，金条、银元、钞票全部摆到桌子上，对大家说：“这是党的经费，党要我们保管，我们从来没有乱用过一分钱。发展党的事业，要靠这笔钱；发展部队，也要靠这笔钱。现在，形势越来越有些紧张，我们有责任通知大家，万一我们牺牲了，尸首可以不要，钱无论如何要拿走，这是党的钱，不能落入敌人手里。 ”后来，陈毅把这笔经费全部分给信得过的同志保存，自己没留一分钱。我党执政初期，陈毅同志任上海市第一任市长时，部队一名执行公务的干部打了阻拦其闯红灯的旧警察。陈毅得知后，把这个干部叫到自己办公室，狠狠地批评了一通：“军管、军管，一是管制敌人，二是管理百姓，三是管住自己”。过后，他又补充说：“前两条好办，最难的是管住我们自己。 ”罗荣桓：“贪图享受，就要变坏的”
罗荣桓常常通过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对孩子们讲：“革命干部子女不应当脱离群众，不应当特殊，不要有优越感，不要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1947年7月，罗荣桓从莫斯科治病回到哈尔滨，全家被安排住在哈尔滨市区一处很宽敞的独立庭院里。他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将这处庭院挪作公用，自己另找一处房子住。一次，罗荣桓到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家去，见他家住的是一处二层小楼，就跟他说：“跟你们搭个邻居怎么样？你家住楼上，我们住楼下。欢迎吗？ ”谭政起初还以为是句玩笑话。可是没过两天，罗荣桓一家真的搬来住了。罗荣桓对家人说：“住的房子大小，看来是不起眼的事情，但我们是党的干部，要时时想到生活在基层的人民大众，不能官越做越大，住的楼越来越高。”他还说：“生活不要特殊化，一味追求舒适的生活，讲究吃穿，贪图享受，就要变坏的。 ”徐向前：“能不花的钱尽量不花”
50年代初期，徐向前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率领一个军事代表团访问前苏联。去的时候,正值初夏，他们身着薄军服,随身仅带了一套普通料子便衣。到了莫斯科,由于购买武器装备的谈判进展缓慢,代表团在前苏联一住就是4个多月。莫斯科的气温比北京低好几度,刚进入9月,天气就已经很冷了。徐向前和同去的代表团成员把带去的衣服全穿上了，也不能抵御寒冷。负责管理生活的同志向徐向前请示，计划在莫斯科给大家每人做一套冬衣。徐向前考虑到这要花去许多国家外汇，决定让使馆的同志告诉跑莫斯科的信使，请他把军事代表团成员家里的冬衣捎来。并特别嘱咐那位同志:“我家里有一件大衣,你帮忙取来。 ”有同志认为,买一件大衣也不值几个钱,就对徐向前说:“徐总，还是给你在莫斯科买一件吧!”徐向前说:“我家里有大衣嘛，为什么要在这里买？呢料贵,做工也贵。如今,每一块钱的外汇，我们都要付金子呀!我们国家建设正需要钱，能不花的钱尽量不花，就是将来富裕了，不该花的钱也不能乱花。”他还说了一句名言:“历览前朝兴与亡，成由勤俭败由奢。 ”聂荣臻：最反感高干子弟搞不正之风
聂荣臻对某些高级干部子女为非作歹而家长又百般包庇纵容，十分反感，曾大力呼吁：“今后考核干部时，也把他对子女的教育情况列为德才表现之一，认真考核。把这一问题看得重些，才能引起足够的注意。”又说：“如果不正之风在家庭里代代相传，那就不要多久，我们民族的精神、党的优良传统都将荡然无存，岂不可虞!”聂帅是有资格说这种话的。他唯一的女儿聂力，安心干工作，从来不给他添乱；女婿丁衡高也是一心一意搞事业；唯一的外甥女聂非，也是个规规矩矩的孩子，从上小学到大学毕业，学校里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外祖父是聂荣臻。 F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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