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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夏代历史，不能不谈夏人的起源。关于夏人的起源，目前主要有五种观点，即豫西说、晋南说、山东说、东南地区说和四川说。[1]四川说的主要依据来源于“大禹出西羌”和“禹生石纽”等古代文献的记载。这些年来，由于学术界日益把夏代研究的重心置于豫西地区，因此对于这些记载，有学者认为是文献记载出了问题，[2]更有甚者认为这“完全是好事者编造”。[3]事实果真如此吗？
汶川大禹雕像（图：Ctrip）
笔者在对先秦史研究的过程中形成的认识是，豫西地区固然是夏文化的分布区，但那实为夏后氏与涂山氏联姻之后造成的夏文化播迁的结果，而大禹时代的夏文化核心区实在成都平原，其代表文化就是三星堆。当然，这些观点是建立在笔者提出的“夏与商周并行”这一与《史记》三代体系有别的历史年代框架基础上的。关于这些内容，笔者别有所述。在这篇文章，我们且来谈一谈“大禹出西羌”的问题。
一、有关大禹出生地的文献史料
关于大禹的出生地，陆贾在《新语·术事》中说：
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世殊而地绝，法合而度同。[4]
陆贾为西汉初年人，早年曾追随刘邦，并助刘邦夺取汉中、巴、蜀诸地。李学勤教授指出：“《新语》作于汉高祖时，《挟书令》尚未解除，所以‘大禹出于西羌’之说一定始于先秦。”[5]此后，司马迁在 《史记·六国年表》也做了类似记载：
禹兴于西羌。
裴骃集解：“皇甫谧曰：‘孟子称禹生于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是也。”又司马贞正义：“禹生于茂州汶川县，本冉駹国，皆西羌。”[6]扬雄《蜀王本纪》说：
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痢儿畔。禹母吞珠，孕禹坼副而生于县。
《蜀王本纪》壁经堂影印本
汉代广柔县在今四川省汶川县西北。到了东汉时期，大量文献仍然肯定大禹出生在蜀地，如赵晔《吴越春秋·赵王无余外传》说：
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胁而产高密。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
宋徐天祐注：“（石纽）在茂州石泉县，其地有禹庙。郡人相传，禹以六月六日生。” [7]2004年，三峡考古队在重庆市云阳县旧县坪发现了一通刻于东汉熹平二年（173年）的石碑——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碑铭说：“先人伯杼，匪志慷慨。述禹石纽，汶川之会。”同样肯定禹生石纽之说。
东汉《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
此后，皇甫谧《帝王世纪》、郦道元《水经注》、李吉甫《元和郡县志》都有同样的记载，不须具引。由此可见，从先秦到两汉再到晋唐时期，从古代的巴蜀到吴越再到中原地区，各种古代文献均承认大禹出生于蜀地，没有人提出任何质疑。
二、从五帝传说看大禹的出生地问题
由于大禹的出生地问题涉及到夏族起源问题，因此，受强大的夏在中原地区观念的影响，这些年有一些学者怀疑蜀地的大禹传说是后起的。比如杨国勇先生说：
如果禹是从四川兴起来到中原为王的话，那么，四川早应该与中原相当密切了。但事实上，四川直到战国时代的秦国灭了蜀国之后，才与北方真正发生密切的联系。估计，四川有关禹的传说，恐怕是在“秦塞”通了之后，即秦灭巴蜀之后，把内地有关夏、禹的传说移植过去，加以改造，而出现的。……而且中原地区时代最近一些的二里头文化，至今尚未见四川地区有这样发现的报道，所以，禹生四川之说尚难据信。[8]
羌族祭祀大禹的活动（图源：王金虎）
针对这种质疑，李学勤教授从五帝传说入手，指出：
昌意到颛顼这一系出于今四川，并不是蜀人独有的说法，而是古代公认的传说。禹生石纽之说放在这样的背景里，便不是独立的了。
李先生又说：
禹生石纽的传说是很重要的，它反映着古代的历史实际。……我们探讨已为人们淡忘的古史，必须充分利用一切材料，吸取各种学科的成果。简单地用荒昧无稽之类语句去否定古史传说，是不能揭示历史真相的。田野考古业已证明，长久以来被认为与中原不通的蜀地，实际同中原历史文化息息相关。[9]
三、杜宇：蜀地传说中的大禹形象变异
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记载的古蜀传说与和中原地区流传的鲧禹传说具有强烈的对应性。比如，童书业先生就认为，古蜀传说中的杜宇就是大禹，鳖灵就是鲧。[10]此外，黄仲琴、闻一多、程憬等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看法。历史学家丁山先生为此做过更为详尽地研究，他说：
北川神禹故里（图源：搜狐）
所谓开明者，名同于启；所谓杜主者，即社主之字别，而杜宇之宇，音复同于禹。余谓禹生石纽神话，即由“望帝以汶山为牲畜”故事演成，开明“决玉垒以除水害”亦演自止雨神话。故开明，《海内南经》又谓之夏后启。……杜宇教民务农，而《论语》亦称禹尝躬稼；禹凿龙门，而《水经注》亦传杜宇凿巫峡（《江水》）；杜宇禅位开明而《史》传禹传位子启。杜宇与禹，开明与启，名义既同，事迹所传，又复一致，是则杜宇历史不得谓非禹所分化，巴蜀遗民亦不得谓非夏后子孙。[11]
由此可见，中原传说与蜀地传说的对应性，再次证明大禹出生在古代蜀地的说法是渊源有自，具有相当的可靠性。特别是三星堆二个祭祀坑被发现之后，张伦敦先生甚至认为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一尊青铜人头像（K2：83）可能就是大禹的形象。[12]
三星堆铜人头像K2：83
该尊铜像与其三星堆其他衣着华丽衣冠的人像有明显区别，他头顶盘着一根辫发（亦或为辫状帽箍），宽额瘦脸，阔口大目，两耳各有三个圆形穿孔，看上去就像一个平民。而《白虎通》有禹为“白衣砥行显名，升为天子”和“禹耳三漏”的记载，其记载与这尊三星堆铜像非常相似。
四、从民族学看“禹生于石”的传说
传世文献又有禹生于石或石夷的说法。如《艺文类聚》卷6引《隋巢子》说：“禹产于崐石。”又《淮南子·修务训》：“禹生于石。“高诱注：“禹母修己，感石而生禹，坼胸而出。” 又《易林》卷一说：“舜升大禹，石夷之野。征诣王庭，拜治水土。”清人翟云升注：“《路史·后纪》：秦宓曰：‘禹生石纽。’石纽山在西番界龙冢山之原。长于西羌，西夷之人也。《雒书》云：‘有人出石夷。’言石纽之夷也。”[13]
北川石纽摩崖（图：《南方日报》）
石夷见于《山海经·大荒西经》，为西方之神。[14]又《淮南子·汜论训》说：“禹劳天下，故死而为社。”而《说文·示部》说：“祏，宗庙主也。《周礼》以郊宗石室。”据此可见，禹因治水有成，死后曾被塑像作为社神来祭祀。不难看出，禹生于石之说当与禹被奉为社神有关。
蒙文通教授指出，《山海经·大荒经》四篇以四川西部为“天下之中”，详于西南而略于东北，属西南文化系统的作品。[15]而石夷在《山海经》中处于西部，此又为殷墟四方风卜辞所证实。[16]由此可见，禹生西羌之说实有极古老的来源。
同时，从民族文化来看，今西部的羌族、普米族以及藏族的一些支系均有白石信仰与崇拜，因此，徐中舒教授[17]和李绍明教授[18]均肯定大禹与西羌有族源与文化上的联系。
羌族的白石崇拜
五、从营盘山、三星堆等蜀地考古文化看禹出西羌之背景
汉代汶川郡包括今四川西部的汶川、茂县、北川、理县及都江堰部分地区。从考古文化来看，茂县的营盘山遗址年代为距今5300-4700年，[19]该遗址是在岷江上游发现的目前已知的最大新石器遗址，这表明在大禹出生地的传说区域考古文化发育甚早。
营盘山遗址（图源：新华网）
从距今约4800年前，成都平原的考古文化日益兴盛。仅在成都市范围内，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1999-2008年度发掘并公布了材料的宝墩文化遗址就达25处。[20]其中，宝墩古城分内外两重城墙，其中内城面积达到60万平方米，外城面积达到276万平方米，[21]是中国史前时期仅次于石峁遗址、陶寺遗址、良渚遗址的第四大古城。
此外，更著名的三星堆遗址年代则从约4800年前起一直到绵延至战国中期，使用时间长达2000多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高大伦院长说：“这个现象中国仅见，世界罕见。”李伯谦先生肯定这个论断符合实际。[22]
三星堆青铜人像群（图源：zol）
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出土时，虽然一度震惊世界，李学勤先生甚至将之与尼尼微、特洛伊等世界级考古遗址相比，[23]此后，面积达到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被发现时尽管也同样十分震撼，但正如李伯谦先生所说，总的看来三星堆仍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22]究其原因，恐怕这与目前学术界主流意见把夏文化中心区放在豫西地区不无关系。
六、鲧和大禹关系的问题
最后，我们再来谈谈鲧和大禹的关系。清华大学廖名春教授在质疑“大禹出西羌”、“禹生石纽”等文献可靠性的同时，转而以三国史家韦昭注《国语》崇伯鲧居嵩高山附近之说而推定大禹故里在河南登封一带。[2]其实，这种推断大有疑问。
嵩山望夫石
我们知道，大禹娶涂山氏，文献有涂山氏“见禹方作熊，惭而去”的记载，河南大学郑慧生教授指出，这是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的反映，原为“望门居”。 [24]对偶婚时代的特征是，男女双方并不会因为婚姻而进入对方氏族。禹和涂山氏的婚姻尚且如此，鲧的时代更不可能先于大禹时代进入一夫一妻制度社会。从文献来看，鲧和禹有血缘上的父子关系或许不假，但就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说，鲧和禹则处于不同的氏族集团。因此，根据崇伯鲧的居地是得不出禹也出生在嵩山地区这个结论的。
七、小结
综上可见，从先秦一直到晋唐，各地区古代文献均肯定大禹出生于蜀地。从古代五帝传说的渊源来说，也同样可以确定大禹出生在蜀地的传说是自成体系、有深厚历史基础的。同时，三星堆考古更进一步有把这一传说还原为史实的趋势。
从目前各方面的材料来看，我们还找不到足以推翻大禹不是出生在蜀地的材料。特别是当笔者深入研究先秦文献，在发现《史记》年代体系与先秦文献的记载存在大量矛盾的情况下，转而提出“夏与商周并行”的观点时（这个观点指出三星堆青铜文化就是历史上的夏王朝的其中一段时，这就更进一步与上述材料形成了对应。关于这些内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从笔者的其他文章中进行了解，这里不再具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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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詹子庆：《夏史和夏代文明》，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1-14页。
[2] 廖名春：《大禹故里文献考辨》，《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6期。
[3] 张国硕：《夏商周三族起源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10期，第17页。
[4] 王利器校注：《新语校注》，中华书局，1986年，第43页。
[5]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25页。
[6] 《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686页。
[7] 《吴越春秋》，商务印书馆，1937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24页。
[8] 杨国勇：《夏族渊源地域考》，中国先秦史学会编：《夏史论丛》，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第280-295页。
[9]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25-227页。
[10] 吕思勉、童书业编：《古史辨》第七册上《自序二》，开明书店，1941年。
[11] 丁山：《禹平水土本事考》，《文史》第34辑（1992年），第14-15页。
[12] 张伦敦：《试论禹与蜀地之渊源关系》，《长江流域区域文化的交融与发展——第二届巴蜀·湖湘文化论坛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4-113页。
[13] 翟云升：《焦氏易林校略》，《续修四库全书》105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50页。
[14] 蒙文通：《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第49页。
[15]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巴蜀书社，1993年，第448页。
[16] 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69年。
[17] 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会 ，1992年，第23页。
[18] 李绍明：《从石崇拜看禹羌关系》，《四川文物》1998年第6期，第31页。
[19]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茂县羌族博物馆编著：《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512页。
[20] 孙华：《三星堆器物坑的埋藏问题》，《南方民族考古》2013年，第42页。
[21] 何锟宇：《试论宝墩文化的源头》，《南方民族考古》2016年，第11页。
[22] 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概况、初步分期——兼论“早蜀文化”特征及其发展》，《南方民族考古》第二辑（1989年）。段家义等：《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青关山战国墓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5年第4期。李伯谦：《三星堆遗址：新发现、新成果、新认识》，《黄河·黄土·黄种人》，2016年第18期。
[23] 肖先进等编：《三星堆研究》第1辑《总序》，天地出版，2006年，第2页。
[24] 郑慧生：《上古华夏妇女与婚姻》，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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