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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的。
渠川先生的母亲翁之菊与苏慧廉的女儿谢福芸结下金兰之义，则是读了沈迦新近主编的《英国名媛旅华四部曲》之一《名门》之后才知道。渠川说书中的“花儿”就是他的娘，书中的“励诚”是他的亲舅舅翁之憙，这让我颇感兴趣。
本文首发于 温州日报文化周刊
苏慧廉之女谢福芸
与渠川先生相识多年，知道他祖籍山西，生在天津，血管里流的是晋商的血。1961年他从部队赶来温州，与一位温州姑娘结婚，成了温州人女婿，而且把家安在了温州，还曾任市作家协会主席等职。他创作的长篇小说《金魔》是一部很有影响力的作品，其中一些形象就是以山西渠家为原型的。评论家认为，《金魔》是我国第一部反映票号的经济历史长篇小说，后来，这部小说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昌晋源票号》，还获得“飞天奖”。
十多年前，沈迦研究苏慧廉时知道渠川家族与苏慧廉的关系，也把他们的交往写入书中。沈迦的《寻找·苏慧廉》，以治史的方法，掸拂历史的尘埃，还原苏慧廉的一生，深受读者好评，2013年于深圳读书月获评 “年度十大好书”，并入围《纽约时报》《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年度好书榜单，凤凰卫视据此两度拍摄纪录片。他也成了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有影响学者。渠川读过《寻找·苏慧廉》，在他看来，他与苏慧廉一样，也算是温州的“外来人口”，但他们都钟情于温州。
1883年（光绪九年），苏慧廉作为英国循道公会赴华传教士抵达温州，定居二十余载，为温州带来了西方文明的丝丝春风，并与这座中国江南小城结下了难舍难分的情缘。
在撰写《寻找·苏慧廉》时，沈迦发现苏慧廉的长女谢福芸，在英国的名气要比他父亲大，而且还是位畅销书作家兼社会活动家。不仅如此，谢福芸与她的父亲一样，与温州有着深深的情愫。
1885年冬，谢福芸出生在宁波，童年随父母在温州度过，一直到七岁才回英国接受教育。1904年初夏，十九岁的谢福芸返回充满童年记忆的温州，又在这里待了两年，协助母亲管理艺文女校，并到父亲创办的白累德医院帮忙。1906年，日渐成熟的谢福芸离开温州，负笈剑桥，3年后她从剑桥大学纽海姆学院毕业。1906年，苏慧廉应李提摩太的邀请离开温州，出任山西大学堂校长。谢福芸后来也随父母来到山西，认识了父亲的老友翁斌孙，也就是渠川的外公。这时的翁斌孙为大同知府。1912年，谢福芸避居天津，在翁斌孙家中做客数月。不过那时渠川还没有出生。翁斌孙是晚清帝师翁同龢的侄孙、状元翁曾源的儿子。
谢福芸一生六度来华，接触过许多中国家庭，有名门望族，也有普通百姓，亲身体验过当时中国的家庭生活。她按照经历的几个阶段陆续创作出四部小说，先后在英国出版，一时畅销欧美。今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了沈迦主编的谢福芸创作的四本小说，《名门》《中国淑女》《崭新中国》《潜龙潭：北平新事》，总称《英国名媛旅华四部曲》。
《名门》谢福芸著
读《名门》留给我的第一感觉，谢福芸以外国人的眼光观察中国社会和民众。她的所见所闻所思，甚至以可以考证的历史人物，勾勒出当时中国社会的形态。
谢福芸对当时中国的认识，对中国人的同情理解，远远超过了一个世纪之后的我们。当我们今天发现现实中的落后，甚至有的人还不明白时，早在一百年前，她都明确表达了。这点对我很是震撼，也算是最大的收获。
读罢《名门》之后，致电渠川先生。他还是那么的率直，热情，并约定待他读后与我交流。一个酷暑的上午，我坐在他家的电风扇旁，听他说《名门》，说母亲“花儿”和舅舅“励诚”，如同电扇里的清风，清凉丝丝。耄耋之年的渠先生非常健谈，而且声音明亮底气充足，那京韵令人陶醉。
他说，《名门》的作者谢福芸，“我见过，我们一直称她‘苏小姐’。那是我7岁时（1936年夏），生活在天津的大家庭中。一天，我们兄弟姐妹在楼下玩耍，娘陪着一位外国女人从楼上下来，来到我们身边。娘要我们叫她‘苏小姐’。这是我第一次见‘苏小姐’，也是最后一次。她个子高高的，烫着头发，好像穿着裙子，与后来照片中看到的一样。”
渠川先生口中的“娘”即他的母亲，名叫翁之菊，也就是《名门》中的“花儿”。她是晚清同治、光绪两朝帝师翁同龢的重孙侄女。当时是1936年夏，谢福芸专程到天津去渠府探望结拜姐妹。这时的“花儿”已是9个子女的母亲，年已38岁。渠川是她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
渠川说，《名门》中的“花儿”故事是娘少女时期的经历，但老人家生前从来没有说起过，因此之前也不知道她曾与“苏小姐”义结金兰，但他记得1942年，“苏小姐”从英国给母亲寄来《勇敢的中国》英文原本（英文书名为Brave New China，即《英国名媛旅华四部曲》中的《崭新中国》）。“娘给我看过，我读不懂。娘能说几句英语，可能就是与‘苏小姐’同床共眠时学的。”
说到母亲，作儿子的神色就是不一样。在渠川眼中的娘气质挺好，一副富家阔太太的模样，对人善良和气，且又聪明。他说：“平日里，娘不像一般的家庭主妇那样买菜、烧饭、洗衣，那时家中有佣人、厨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向来不做家务，但她亦能烧一手好菜。有时我们想吃她烧的鱼，她便下厨做红烧鱼，那味道可鲜美了。”“她能读书写字。我在部队当兵时，她用毛笔给我写信，而且家书都出于她之手，父亲从来不写，其实父亲的字写得不错。她喜欢看言情小说，如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
“我们读小学时，每天早上和中午可以见到娘，并一起用餐，下午她便去陪伴外婆了。那时外婆坐在轮椅上，其它三位姨妈都不在天津，娘每天都去。听说，娘承担了外婆的许多开销，其中有搓麻将的开支。后来，闹得父亲不高兴。”说了母亲的印象之后，渠川还说一个细节：
“11岁时，一天我骑自行车去叔叔家找同龄的哥哥玩。在路上被一辆三轮车车把撞伤了右肾，后被中医治愈。养病期间，娘一改以往每天外出的安排，天天在家陪着我，晚上还与我一个被窝入眠；白天陪我上学，上课时她就在教室外面等我下课回家。这是我一生中与母亲最亲密的接触。这样美好的日子大约过了半年，现在想起真是母爱如春。”
虽然“花儿”生活在富有家庭，但也经受了人生的波折和艰辛。渠先生告诉我：“抗战爆发之后，我们渠家开始败落，原来的大宅转让，只得租居别人的房子。常看到娘皱着眉，心情不好，但她还是到外面打工，为家中添加零用。记得她在打零活时，还被钉子砸坏了眼睛。因此父亲常帮着娘，把煤球炉拎到街上生火，那是父母一生中最艰苦的日子。直至1955年后，姐姐和我有了工资，每月给家里寄钱，姐姐寄30元，我寄20元，他们的生活才安定了下来。1974年母亲去世，享年84岁。令人痛心的是，我未能为母亲送终，是一周后接到妹妹的信件才知道的。”这是渠先生说的母亲“花儿”。
至于书中的“励诚”，就是现被称为天津著名藏书家的翁之憙。他是翁之菊的弟弟，渠川的舅舅，旅美艺术史家、著名收藏家翁万戈的生父。翁之憙晓诗词、通版本、精书画，并因早年就读教会学校，精通英、日语，旁通法、德语，因此与谢福芸互动很多。两人结下深厚友谊，并以兄妹相称。翁之憙用毛笔写下了“谢福芸”的中文名字，谢福芸将“签名”带回英国，并在后来用于书的扉页。现天津翁家还保存一封谢福芸1924年1月26日由英国寄给翁之憙的亲笔信。1925年，翁之憙随中国考察团出访欧美，两人在伦敦重逢。翁之憙还专程去牛津看望苏慧廉夫妇。这些故事，沈迦在《寻找·苏慧廉》书中有所考证，现在出版的《四部曲》中也有记录。
渠川先生说：“舅舅翁之憙是外公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位。他自己生育了五个儿子，我父亲还让我们三个兄弟都叫他干爹，可见我们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那时外公、外婆与舅舅居住在一起。舅舅是在天津读的书，他的英语非常好，与《名门》中的‘苏小姐’对‘励诚’的评价十分符合。”“1949年5月5日，刘少奇在天津接见开滦矿物局的英、中双方总经理时，翁之憙担任现场翻译。这是我听说的。”
读《名门》，又听了渠川先生的一席话，似乎让我更好地读懂了《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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