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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的。
渠川先生的母亲翁之菊与苏慧廉的女儿谢福芸结下金兰之义,则是读了沈迦新近主编的《英国名媛旅华四部曲》之一《名门》之后才知道。渠川说书中的“花儿”就是他的娘,书中的“励诚”是他的亲舅舅翁之憙,这让我颇感兴趣。
本文首发于 温州日报文化周刊
苏慧廉之女谢福芸
与渠川先生相识多年,知道他祖籍山西,生在天津,血管里流的是晋商的血。1961年他从部队赶来温州,与一位温州姑娘结婚,成了温州人女婿,而且把家安在了温州,还曾任市作家协会主席等职。他创作的长篇小说《金魔》是一部很有影响力的作品,其中一些形象就是以山西渠家为原型的。评论家认为,《金魔》是我国第一部反映票号的经济历史长篇小说,后来,这部小说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昌晋源票号》,还获得“飞天奖”。
十多年前,沈迦研究苏慧廉时知道渠川家族与苏慧廉的关系,也把他们的交往写入书中。沈迦的《寻找·苏慧廉》,以治史的方法,掸拂历史的尘埃,还原苏慧廉的一生,深受读者好评,2013年于深圳读书月获评 “年度十大好书”,并入围《纽约时报》《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年度好书榜单,凤凰卫视据此两度拍摄纪录片。他也成了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有影响学者。渠川读过《寻找·苏慧廉》,在他看来,他与苏慧廉一样,也算是温州的“外来人口”,但他们都钟情于温州。
1883年(光绪九年),苏慧廉作为英国循道公会赴华传教士抵达温州,定居二十余载,为温州带来了西方文明的丝丝春风,并与这座中国江南小城结下了难舍难分的情缘。
在撰写《寻找·苏慧廉》时,沈迦发现苏慧廉的长女谢福芸,在英国的名气要比他父亲大,而且还是位畅销书作家兼社会活动家。不仅如此,谢福芸与她的父亲一样,与温州有着深深的情愫。
1885年冬,谢福芸出生在宁波,童年随父母在温州度过,一直到七岁才回英国接受教育。1904年初夏,十九岁的谢福芸返回充满童年记忆的温州,又在这里待了两年,协助母亲管理艺文女校,并到父亲创办的白累德医院帮忙。1906年,日渐成熟的谢福芸离开温州,负笈剑桥,3年后她从剑桥大学纽海姆学院毕业。1906年,苏慧廉应李提摩太的邀请离开温州,出任山西大学堂校长。谢福芸后来也随父母来到山西,认识了父亲的老友翁斌孙,也就是渠川的外公。这时的翁斌孙为大同知府。1912年,谢福芸避居天津,在翁斌孙家中做客数月。不过那时渠川还没有出生。翁斌孙是晚清帝师翁同龢的侄孙、状元翁曾源的儿子。
谢福芸一生六度来华,接触过许多中国家庭,有名门望族,也有普通百姓,亲身体验过当时中国的家庭生活。她按照经历的几个阶段陆续创作出四部小说,先后在英国出版,一时畅销欧美。今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了沈迦主编的谢福芸创作的四本小说,《名门》《中国淑女》《崭新中国》《潜龙潭:北平新事》,总称《英国名媛旅华四部曲》。
《名门》谢福芸著
读《名门》留给我的第一感觉,谢福芸以外国人的眼光观察中国社会和民众。她的所见所闻所思,甚至以可以考证的历史人物,勾勒出当时中国社会的形态。
谢福芸对当时中国的认识,对中国人的同情理解,远远超过了一个世纪之后的我们。当我们今天发现现实中的落后,甚至有的人还不明白时,早在一百年前,她都明确表达了。这点对我很是震撼,也算是最大的收获。
读罢《名门》之后,致电渠川先生。他还是那么的率直,热情,并约定待他读后与我交流。一个酷暑的上午,我坐在他家的电风扇旁,听他说《名门》,说母亲“花儿”和舅舅“励诚”,如同电扇里的清风,清凉丝丝。耄耋之年的渠先生非常健谈,而且声音明亮底气充足,那京韵令人陶醉。
他说,《名门》的作者谢福芸,“我见过,我们一直称她‘苏小姐’。那是我7岁时(1936年夏),生活在天津的大家庭中。一天,我们兄弟姐妹在楼下玩耍,娘陪着一位外国女人从楼上下来,来到我们身边。娘要我们叫她‘苏小姐’。这是我第一次见‘苏小姐’,也是最后一次。她个子高高的,烫着头发,好像穿着裙子,与后来照片中看到的一样。”
渠川先生口中的“娘”即他的母亲,名叫翁之菊,也就是《名门》中的“花儿”。她是晚清同治、光绪两朝帝师翁同龢的重孙侄女。当时是1936年夏,谢福芸专程到天津去渠府探望结拜姐妹。这时的“花儿”已是9个子女的母亲,年已38岁。渠川是她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
渠川说,《名门》中的“花儿”故事是娘少女时期的经历,但老人家生前从来没有说起过,因此之前也不知道她曾与“苏小姐”义结金兰,但他记得1942年,“苏小姐”从英国给母亲寄来《勇敢的中国》英文原本(英文书名为Brave New China,即《英国名媛旅华四部曲》中的《崭新中国》)。“娘给我看过,我读不懂。娘能说几句英语,可能就是与‘苏小姐’同床共眠时学的。”
说到母亲,作儿子的神色就是不一样。在渠川眼中的娘气质挺好,一副富家阔太太的模样,对人善良和气,且又聪明。他说:“平日里,娘不像一般的家庭主妇那样买菜、烧饭、洗衣,那时家中有佣人、厨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向来不做家务,但她亦能烧一手好菜。有时我们想吃她烧的鱼,她便下厨做红烧鱼,那味道可鲜美了。”“她能读书写字。我在部队当兵时,她用毛笔给我写信,而且家书都出于她之手,父亲从来不写,其实父亲的字写得不错。她喜欢看言情小说,如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
“我们读小学时,每天早上和中午可以见到娘,并一起用餐,下午她便去陪伴外婆了。那时外婆坐在轮椅上,其它三位姨妈都不在天津,娘每天都去。听说,娘承担了外婆的许多开销,其中有搓麻将的开支。后来,闹得父亲不高兴。”说了母亲的印象之后,渠川还说一个细节:
“11岁时,一天我骑自行车去叔叔家找同龄的哥哥玩。在路上被一辆三轮车车把撞伤了右肾,后被中医治愈。养病期间,娘一改以往每天外出的安排,天天在家陪着我,晚上还与我一个被窝入眠;白天陪我上学,上课时她就在教室外面等我下课回家。这是我一生中与母亲最亲密的接触。这样美好的日子大约过了半年,现在想起真是母爱如春。”
虽然“花儿”生活在富有家庭,但也经受了人生的波折和艰辛。渠先生告诉我:“抗战爆发之后,我们渠家开始败落,原来的大宅转让,只得租居别人的房子。常看到娘皱着眉,心情不好,但她还是到外面打工,为家中添加零用。记得她在打零活时,还被钉子砸坏了眼睛。因此父亲常帮着娘,把煤球炉拎到街上生火,那是父母一生中最艰苦的日子。直至1955年后,姐姐和我有了工资,每月给家里寄钱,姐姐寄30元,我寄20元,他们的生活才安定了下来。1974年母亲去世,享年84岁。令人痛心的是,我未能为母亲送终,是一周后接到妹妹的信件才知道的。”这是渠先生说的母亲“花儿”。
至于书中的“励诚”,就是现被称为天津著名藏书家的翁之憙。他是翁之菊的弟弟,渠川的舅舅,旅美艺术史家、著名收藏家翁万戈的生父。翁之憙晓诗词、通版本、精书画,并因早年就读教会学校,精通英、日语,旁通法、德语,因此与谢福芸互动很多。两人结下深厚友谊,并以兄妹相称。翁之憙用毛笔写下了“谢福芸”的中文名字,谢福芸将“签名”带回英国,并在后来用于书的扉页。现天津翁家还保存一封谢福芸1924年1月26日由英国寄给翁之憙的亲笔信。1925年,翁之憙随中国考察团出访欧美,两人在伦敦重逢。翁之憙还专程去牛津看望苏慧廉夫妇。这些故事,沈迦在《寻找·苏慧廉》书中有所考证,现在出版的《四部曲》中也有记录。
渠川先生说:“舅舅翁之憙是外公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位。他自己生育了五个儿子,我父亲还让我们三个兄弟都叫他干爹,可见我们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那时外公、外婆与舅舅居住在一起。舅舅是在天津读的书,他的英语非常好,与《名门》中的‘苏小姐’对‘励诚’的评价十分符合。”“1949年5月5日,刘少奇在天津接见开滦矿物局的英、中双方总经理时,翁之憙担任现场翻译。这是我听说的。”
读《名门》,又听了渠川先生的一席话,似乎让我更好地读懂了《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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