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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育家叶圣陶说,作文就是说话。其中有两层意思:其一,要有话说;其二,话要好好说。这儿只谈谈后者。如何说话才算好呢?能激活读者大脑的话便是好话。如何激活读者的大脑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想想读者的大脑究竟喜欢什么、需要什么。即是说,我们首先要研究读者语言解读背后的生命状态。
笔者以为读者的生命状态主要体现在四方面,简述如下:
其一,大脑机能自主化。心理学中信息加工理论告诉我们,人的大脑及感官的运行流程分三步:接受刺激、进行加工、传导兴奋。因此,大脑工作的状态是积极的、自主化的。如果输入大脑的信息简单或陈旧,大脑便很难获得自主加工的快感,甚至陷入疲惫。看一遍《天鹅湖》,大脑获得快感,但看三百遍,大脑便只能进入消极的抑制状态。因此,好的语言总是留给大脑自主加工的空间。《红楼梦》48回中香菱说“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王维诗,“白”“青”两字“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可见这两字所留下的加工空间!“这个女孩长得一点不漂亮”自然就不如“这个女孩长得一点不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因为后者需要大脑对“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进行加工才能获得“不漂亮”这一信息。而这一加工过程给了大脑快感,因为满足了大脑“机能自主化原则”。“峨嵋山月半轮秋”较“峨嵋山秋月半轮”有诗意,也正在于语序的倒错而使大脑有了自主加工的快感。
其二,信息刺激陌生化。这是“大脑机能自主化”的延伸。陌生的信息输入大脑,大脑进行的“自主化”加工就更富有挑战性,自然也就更易获得快感。因此,我们的文字应给读者大脑输入新鲜信息,第一个以花喻女儿的,是天才,第二个则是庸才,第三个只是蠢才;诗词中同是说“山”,便有“青山”“碧峰”“翠峦”“黛岫”……诸语,说“夕阳”,便有“落日”“晚照”“夕照”“夕曛”“斜阳”“余晖”“残照”“残阳”……诸语,这并非骚人墨客游戏文字,而是自发地运用了“信息刺激陌生化”这一原则。
其三,思维模式立体化。中国人的思维不同于西方人,西方人长于流线型的逻辑思维,而中国人更喜欢立体化的形象思维。《周易.系辞上》中有这样一句话:“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立象以尽意”正是我国浩瀚诗文基本的“立体化”思维模式的最好概括。诗言志,而志不直言,巧借“象”言之。马致远想说羁旅之苦,便列举“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等象助其言之;读者借助“断肠人在天涯”一句的提示,去感受这些象,自然心有戚戚,感同身受了。文载道,而道不直说,常借比喻或寓言言之。诸子百家文,无不如此。一部《庄子》,寓言含喻就占十之八九。先秦而下,《诗经》,汉赋,唐宋华章……《围城》……亦无不如此。又如“鹰鼻”的表现力自然强于“勾鼻”,“鹅卵石”也强过“垒石”。“春风又绿江南岸”中,一个“绿”字,以形象的“色”激活大脑,使满脑里皆是光鲜春色,又恍若眼前,尽得风流;而将“到”“满”……易“绿”字,大脑便只能知道江南皆春而无余韵,正如囫囵吞枣,知枣而无枣味,因为思维没有获得“立体化”的满足。
其四,认知选择情感化。个人在物质的及社会的环境里,选择对象形成认知。在认知过程中,个人重视的首先是符合其欲望、情绪的对象。因此,读者更愿意接受情感化的主观性语言。“绿色的邮筒孤独地站在街的对面”的表现力自然强于“绿色的邮筒立在街的对面”。“云破月来花弄影”中,“弄”较“摇”好,原因在着一“弄”字,花不复花,影不复影,花影皆性情中人也。
当然,这四方面并不是割裂分立的,相反,它们是浑沌的、整体的、综合的,相互包容而化为一种生命状态。
我们的文字正需要“迎合”读者的这一生命状态。如何“迎合”呢?作者应具有同读者一样的生命状态!写作与阅读不就是两种生命状态的交流、碰撞、沟通吗?而作品不就是这两种生命状态相遇的“场”吗?也就是说,作者只有激活自己的生命状态,并在这种状态下创作出作品,这作品才能去激活读者的生命状态。
为此,笔者提出这样的语言传达总则:有话不直说,换个说法说。
“话不直说”,读者的大脑便有了“自主化”加工的机会;“变个说法”,读者的大脑便获得了“陌生化”“立体化”“情感化”的信息。这样,读者的生命状态便被激活了,从而获得语言的阅读快感。从前文所举例,不难理解这一传达总则。这一总则下,笔者又演绎出六项技术:
其一,联比。联比便是“立象尽意”的怪常之法。作者有话要说,但不单调直说,而是借助联想和想象以相似、相类或相关甚至相反的事物或情景作比,使道理和形象相得益彰,从而使自己的话变得有趣、易懂、形象。具体而言,包括比喻、对比、类比、映衬等手法。欲说女儿腰如何纤细如何婀娜,蠢才直言腰围几何,天才则联比为“杨柳腰”“水蛇腰”之类。再看下面两个句子:
1. 20世纪快要过去了,处于世纪之交的我们回首百年往事……
2. 20世纪的帷幕正在我们头顶徐徐落下,站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驿站,我们回首百年来并未如烟消散的往事……
比较两组句子,我们会喜欢第二句。因为第二句形象可感,颇有文采。究其根本,正是有话不直说,以联比之法说出的精妙处。
其二,泛灵。有一种哲学学说――物活论,它认为一切物质都具有生命的特性,首先是有感受性,有感觉和知觉的能力。物活论正确与否并非本文所要论证的,但一个作者作文时,却应该有“物活”的意念,即相信“万物有灵”。惟其如此,作者的灵魂才可能与笔下万物交流情感,心与物相知,达到不知庄周梦到了蝴蝶还是蝴蝶梦到了庄周的境界,文字自然就灵动可感。古代诗人观飞雁而起愁,睹落花而见伤,固然脆弱了些,但也正是这种“物我合一”的认知方式造就了一些优秀诗篇。请看下面两个句子:
1.夏季的豆荚长满门的四周。
2.夏季的豆荚挤在门的四周。
第二句生动些。表面看,只是换了一个词,而实际,却是反映两种完全不同的认知方式。第一句的豆荚死掉了,因为它与作者没有情感交流;第二句的豆荚则有灵魂了,作者将其当作“人”来交流,所以,作者用一个“挤”字表现出豆荚的可爱,豆荚也不辜负“知遇之恩”,助作者传达了愉悦的心情,这“挤”字,做是做不出来的,但有了“泛灵”意识,却能不假思索,自然流出笔端。我们的文章枯干生涩,多由于极度缺乏“泛灵”意识。
其三,换元。数学中常用换元法将问题简捷化,其实换元思想并不单是运用在数学领域,神经学家为研究人的神经而用白鼠做试验,生活中用塑料替代木头做桌子……自然,我们的文字也可借助换元思想而增色。因为换元可以给读者大脑输入新信息,激起大脑的“自主化”加工。不妨看下面两组句子:
1.我的生活还是老样子。
2.我的生活“涛声依旧”。
两句情趣完全不同,第二句见达观,形象感强,读者大脑获得“自主化”加工的快感。借流行歌词、成语典故、诗文词曲等来换元,语言的厚重感甚至文化感也就有了。
其四,倒错。汉字是世界上是美妙的文字,有时仅仅是倒错一下词句的语序,尽管表意并无多大差异,但情趣、意味则完全变了。“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倘若将莎士比亚这句名言倒错回正常语序,即“女人啊,你的名字是脆弱!”,则高下自分。前文所举的李白诗句“峨嵋山月半轮秋”之所以诗意盎然,也正是倒错的作用。其实,诗歌中常借助倒错获得新奇妙语。“黄叶蝉吟晚”是诗,而“黄叶晚蝉吟”只是文;“是你教我学会了敲女儿孩儿的门/于是我便来敲你的夜晚……”是诗,而“是你教我学会了敲女孩儿的门/于是夜晚我便来敲你的……”只是文。
其五,强化。强化其实是通过增加修饰成分或换取称谓将事物细化、形象化。举例便知,“一只狗”自然不如“一只卷毛狗”形象,而“一只黄色的卷毛狗”自然又具体些。“一束花”不如“一束玫瑰”,“一个滑雪者”不如“一位含苞欲放的滑雪少女”。又如,“她在巴士上专心致志地读着书。”这一句不能为我们提供除现成文字之外的任何信息,但,如果将书的名字写出,我们就可以对她的性格有所了解,读《围城》和读《第一次亲密接触》的高下自然不同。
一根毛线,两支竹签,可以织出各样的毛衣;几粒石子,几条经纬,可以下出像人生世相一样复杂的棋,更何况我们拥有几千上万的汉字呢?掌握一些实用的技术,写作便不再“谈虎色变”。但是,若以为技术就能拯救一切,那便是泥而不化。因为写作背后生命状态的获得才是写作的根柢。而养根之法在于三种对话:
一是通过阅读与大师们对话;
一是通过参与与生活对话;
一是通过灵魂让原我与超我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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