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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道德 2011年，两岁的小女孩悦悦，以她生命悲惨的终结惊恸了中国人的。18个走过被碾身边的人，都没有伸出援手，这似乎成为这个时代冷漠的象征。“中国路人”，如动车事故中突被警觉的“中国速度”一样，叩响了人们心底里深藏的忧虑与伤怀：这个怎么了？一场关于道德的讨论由此而起，人心与制度，究竟哪一个更重要地影响着我们的？没有现成的答案，但人心引起的激荡，至今犹未止息。 “他们令佛山蒙羞。”这是10月17日小悦悦遭碾轧之后的第4天，佛山日报一版的标题，也是关于小悦悦的最早报道之一。 小悦悦被撞是在佛山一处城乡接合部的五金城内。市场里的摄像头，记录下了孩子被撞以及之后发生的一切，一段令人心痛的视频随即在网上广为流传。对“冷漠路人”的谴责成为主流的声音。与此同时，广东媒体人彭晓芸在微博上发表系列评论。她认为，“他们令佛山蒙羞”这样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道德切割，一味指责路人，很容易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但却不一定能直面冷漠的原因，并反思整个社会的问题。 一场“道德大讨论” 视频上，我们能看到孩子微弱的挣扎。带血的镜头，通过网络猛烈地撞击了每个中国人的胸口。无疑，孩子是弱者中的弱者。而我们，是眼睁睁看着她离去的看客。 10月21日，因抢救无效，小悦悦离世。在此前后，媒体上展开了一系列关于道德的讨论。广东省委政法委发起“道德大讨论”，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则呼吁：“要用良知的尖刀来深刻解剖我们自身存在的丑陋。” 冷漠并不是第一次刺伤我们的眼睛。但这次，一个孩子的死亡，从民间到庙堂，似都有所触动。随着这场“道德大讨论”渐次深入，问题开始呈现：人心的坏损何以至此？制度对此承担着什么样的责任？ 这或许是此次讨论的两个主要命题。一些人认为，人心毁坏是长期的制度影响。例如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彭宇案”等，让人们本能地恐惧去救助他人，害怕可能要承担的风险。所以，不能只是谴责路人，而要寻找更深刻的社会原因，包括整个社会的道德滑坡以及诸种社会不公问题。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当我们看见倒在地上的老人，看见无助的孩童，伸出援手，这应该是人的本能。我们不能将良善之心的消失，美好人性的沦丧，都归咎于环境、时代，或者制度。一句话，要认识到那些“平庸的恶”，具体的个人不能躲在体制的后面，人心的沦落不能全由制度买单。 无论如何，在屡屡发生灾难、不公而使心灵几近麻木之时，小悦悦的死亡叩击到了人心的最柔软处，并经由网络传播，进而成为一个公共话题，引发了与道德有关的更深入追问。 这个岁末，第19位经过小悦悦身边的路人、抱起孩子的，受到了媒体的追捧，老人获得了“责任中国”2011公益盛典等意在表彰爱心与责任的奖项。或许，阿婆羸弱的身躯，以及公众给她的掌声，都在诉说着这个时代人们关于道德的焦虑与困惑。 不仅仅是“道德” 学者傅国涌在回顾小悦悦事件时说，“我比较在意悦悦的声音，在突如其来的横祸面前，面对那些冷漠的人，她竟然说出了这些话："我不会因此对人性感到失望，这世界上还是好人多。事情发生后，有很多人帮助我们，我很感谢他们"。”傅国涌认为，对于这个时代国人的冷漠，一味谴责其实无济于事。小悦悦的父母能对人性保持这样一种心态，已属不易。 这是这次“道德大讨论”中的另一个角度。事实上，这场“道德”大讨论，并不仅仅止于道德，而涉及多个社会议题。 有人认为，小悦悦事件的发生首先是监护人的责任。为什么父母会让两岁的孩子离开自己身边那么久？要知道，在乡村日益空巢化的今天，大部分留守儿童都面临父母监护无力的问题，小悦悦的悲剧折射了转型时期中国乡村儿童权利的丧失。也有人提出，此事究其原因，是公民救助机制的缺失。不同于一些国家对公民教育中“救助”能力的重视，国人大多缺少现场急救知识以及处理此类问题的经验。 对人们印象中的国人“道德沦丧”，也有媒体人进行了自我反省。 “媒体必须反思自己的责任。这并不是要媒体和时评圈来承担中国社会道德退化和社会信任断裂的责任……然而，人们不能回避媒体的责任。”媒体人邓聿文说。他认为，媒体对“彭宇案”等偶然事件的追逐以及放大，也放大了人们对此类事件的恐惧。而事实上，彭宇案到现在都没有真相，却已被贴上了“救人被诬”的标签。 彭晓芸则将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归于中国人缺乏公共意识和参与公共生活的训练。她认为：“恐惧会渐渐变成一种无意识的退缩，收缩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家庭主义无道德状态。而战胜恐惧需要的是一种公共生活体验，你从捍卫自己的权益当中获得勇气和力量。”她假设此事如发生在广州丽江花园社区，会是另一个结果。因为这个社区的人们以积极参与个体维权以及各种公共生活而出名。她认为，公共生活需要训练。如果社会组织的发展受到挤压，会使人们接受这样的公共训练、培养公共人格的机会大大缺失。 也有人提出要通过立法来惩治见死不救者。这被指责为是“饮鸩止渴”。说到底，“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善行，以及救助他人，这涉及人性，涉及人心中最柔软的角落，公权力的触须再长，也无法碰触到这个地方。说到底，这个社会发生这么多道德沦丧的事，并非法律不够严厉，而是社会戾气太重，人们心中缺少温情。正如彭晓芸所说：“对道德，执法机构应当保持中立性，将道德的塑造与形成的权利交给民间社会。熟人社会瓦解之后，公民社会尚待形成，所以才会出现信任不再的所谓道德真空。” 一代人的道德焦虑 关于道德的谈论，在中国其实早已不是新鲜事。 早在鲁迅时代，就在指责国人的看客心理。2007年，社会学家孙立平在分析黑砖窑“奴工”事件时，认为黑砖窑事件是底层对底层的奴役。而这也涉及转型时期的道德问题。 2011年，“官德”成为网络热词。官员频频在网上爆出私德问题，而成为人们调侃的对象。官员“微博开房”，不过是其间一个荒谬的讽刺。官员私生活的败坏，以及利用手中的权力贪腐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遏止。 官员的道德问题已引起了政府的重视。今年以来，不少地方将“传统道德”纳入对官员的考评范围。甚至有全国范围内的“官德轮训”。然而，有论者认为，对官员道德的教化，虽然可能起到作用，但最关键的，还是对权力实现真正的监督，否则，官德不会有真正的扭转。 事实是，在道德层面，一个社会很容易上行下效。除了官员，一些知识精英的德行败坏，在某种程度上，也对社会道德的下滑起到催化作用。今年，一名北大教授以帮助上北大为由，诱骗了一位云南少女，最终因没有兑现“诺言”，丑闻爆发。这个时代，知识精英群体，很大程度上围绕权力与金钱而丧失知识人的风骨，这还不算，又在私人道德上频出丑闻。有论者认为，知识精英的堕落也对时代的堕落负有责任。 如果说到“道德”，大量的问题聚集在日常生活中。三聚氰胺以及各种食品安全问题，正让人们对世界的信任感日益减少，社会之间的信任也在断裂。 杂文家鄢烈山认为，公权力失控、官德下滑的大背景是“文革”结束以后，相应的法律和制度建设，比如官员的遴选、媒体的监督以及独立的司法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公权力被严重滥用，权力寻租日益蔓延和猖獗，而官德堕落，上行下效必然导致所谓社会溃败，道德失序。 这个世界会变好吗 这个世界会慢慢变好吗？或者，这取决于我们痛定思痛，直面我们今天遭遇的种种道德困境。 不久前逝世的捷克前总统哈维尔说过：“我赞同政治是实践的道德，对真理的服务，站在人类立场上对同胞慎重的关怀。”有评论者认为，事实上，良心和道德也可引入政治之中。在一个良好的具有道德的制度下，或许，人们可以不再轻易地推搡自己的错失，给看不见的“体制”。 当我们看见倒在地上的老人，看见无助的孩童。伸出援手，这应该成为本能，而不需要法律或来自人群的棒喝：你必须伸出手，你无法去寻找借口。公民要有勇气面对自己的选择，没有一个看不见的体制，供人们隐藏心灵之光的暗淡和良善的溃败。 究其实质，道德需要勇气和担当。罗马不可能在一日内建成，一个道德的社会也不会在一日之内建成。 我们曾弃绝了那些最为珍惜的东西，拼命地追逐速度，追逐利益，这数十年经济虽在飞奔，却是跛腿走路。今天。路人的冷漠，食品的含毒，以及种种社会问题，是该到勇敢和真诚地面对的时候了。或许只有这样，小悦悦的悲剧才将有益于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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