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正教你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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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1.0’版国际语言向世界说明中国 本刊记者：在增进与国际社会的相互了解中传播真实的中国形象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在向世界说明一个真实的中国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什么？ 赵启正：对中国而言，我们迫切需要向世界说明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基辛格曾跟我坦言，中国对外表达最大的缺点就是说得太完美，太完美以至于让别人觉得你们真实的部分也不太可信。这是非常可惜的！树立形象不能像艺术家的雕塑过程，不可能脱离现实去构建形象，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不切实际的传播，往往会事与愿违，反而降低了可信度。因此在向世界说明中国的时候，要避免片面地夸耀成就，对我们的不足也要适当说明。假设我们在七个方面都很光辉灿烂，三个方面存在问题，七加三一起说的话，外国人相信我们的七；但如果我们掩盖这三方面的不足，把七夸大成十去说，那么最后别人连我们的七也不信了，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吃亏的。 我们还要特别注意中国产生和发展的，被本国广泛认知的政治经济论述，在世界传播中需要跨越中外思维方式、知识体系、意识形态和不同语境的障碍才能有所成效。如果让他们明白我们所想、我们所做、我们的价值观，就需要下一番“转化”功夫。我们现在的话语也许可以分三种：一是普通话语，也就是1.0版本；二是我们的政治话语，2.0版本；再一个就是网络话语，3.0版本。这三个话语之间是有隔阂的，在对外传播中，我们最好是把话语2.0版转化成1.0版，并且还要结合语境，加个“撇”，最终转化成1.0’版国际语言。 《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个好故事，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凄美感人，但是如果用原来只在江浙一带流行的越剧去演唱的话，到了北京人们就已经听不懂了，更不用说让外国人来欣赏了。后来，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用小提琴协奏曲来表达，不仅成功了，而且这个中国元素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还广泛流传到了国外。所以在对外传播中，我们需要按照对应国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去表达中国，用1.0’版国际语言来表达中国立场、中国观点，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我们的主张和政策常用成语、排比等方式来表达，这样确实既简洁、工整又有气势，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都是我们常用的词汇，我们能够体味其中的内涵和差别，但翻成外文的时候，由于语境不同就很容易引起误解。比如，“韬光养晦”这个词，国内甚至有人把“韬光养晦”误认为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式的故事，但其实“韬光养晦”一词千百年前早已有之，意思并不是说要“隐藏能力，装作弱小”，而是不要“锋芒毕露，动辄张扬”。但英文有的译为：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亦即“掩盖自己的能力，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引起了国外的误解。再如，中文中的“宣传”是正面的词汇，但找不到准确的英文对应词，它包括表达、描述、说明等诸多含义。以前往往被错误地翻译成propaganda，而propaganda在英语中的意思是强词夺理地维护自己的观点乃至不顾事实，但该翻译流传已久，反倒干扰了中文“宣传”这个词本来的正确意义。所以在对外传播过程中，要学会把我们耳熟能详的、习以为常的口号性的政治话语，转化成外国人能够懂的、能够理解的国际语言。 苹果比维C更好吃 本刊记者：的确，用对象国能够理解的国际语言来表达中国立场、中国观点是我们在争取国际话语影响力上必须具备的能力。但中西方文化差异巨大，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如何跨越文化差异，提高沟通有效性？ 赵启正：提高有效性，就是外国人对我们的表达能理解，乃至能够有所接受。有一次，我陪同一位外国总统去参观一个在几年内迅速脱贫致富的乡。乡长单纯以大量数字介绍当地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令人应接不暇；但客人们听了之后，似乎仍不甚了然。接着访问了两户农民家庭，两位家庭主妇讲的朴素的生活故事，倒让这位总统兴致盎然，在笑声中一问再问，最后满意而去。和外国人说中国的事情，大的方面如中国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传统、城乡面貌和环境保护等情况，小的方面如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等，外国人都会听得津津有味，就好像接受了主人随手从自己的果园中摘下的苹果。 之前，我和《大趋势》的作者约翰·奈斯比特及其妻子多丽丝·奈斯比特在探讨中国为什么认为不能全盘照搬其他国家模式的时候，单纯用理论和政策难以解释清楚，我就用晏子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故事给他们解释清楚了“因地制宜”这一概念，以及中国的道路选择。所以，故事往往离真理最近。 可是，有的人往往喜欢把原生态的苹果加工成果酱、果脯或果干再送给朋友；甚至为了简洁高效，只把苹果中的维生素C提炼出来送给客人。“从果到素”，中国丰富多彩的现实中的生动故事，反而变成了单调的数字、政策理论、政治结论；中国优秀的文化形态也被压缩成“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几句话了。原生的苹果美丽、美味，且富有营养，是送给朋友的好礼物，多费几道手续的加工品倒不一定更好吃！其实，这个“苹果”就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和相关的故事，与其赠与外国人维生素片，不如给他们原生态的苹果，由他们自己去体会中国的社会主义本质，给他们留有消化和体会的余地。 “穿布衣”的二轨外交 本刊记者：在公共外交范畴中，政党对外国政党、政治和经济精英乃至外国媒体的信息传播或曰“政党外交”无疑是我国最为有效的公共外交形式之一，这既是政治信息传播规律性的体现，也是当今时代一个现代化政党所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在您看来，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一个政党应如何做好公共外交，特别是如何加强对外信息传播？ 赵启正：近年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国，也更加关注中国共产党，普遍希望了解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所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与此同时，一些国际反华势力也把攻击中国的重点放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我刚刚提到了向世界说明一个真实的中国的重要性，同样的，有序开展涉党领域的公共外交、加强党的信息对外传播、让世界了解一个全面真实的中国共产党也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党的对外信息传播工作，始终把握时代的脉搏，开拓创新，是党的事业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一环，既具独特性，又具有效性。她的独特性呢，主要体现在渠道多样、形式灵活。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相较于政府外交，政党交往较少参与具体的外交事务，形式灵活多样，不必过分拘泥于一般外交礼仪，通过与不同国家政党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友好交往，双边、多边政党交往活动等各种渠道与平台，能够有力地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她的有效性呢，往往寓于交流议题的广泛与深入之中。 党际交流可以就彼此共同关心的各种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意见，既谈双边关系，也谈国际问题；既探讨兴邦立国之道，也交流建党治党之策。这样的交流往往更加深入、立体、生动、友好，不仅可以有助于加深彼此的了解、极大增进理解互信，而且能够为政府外交提供更多元的解决方案。 此外，我个人认为，通过政党的途径开展公共外交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在与外国公众打交道的时候，公共外交的旗帜更容易被接受。因此，我们在开创政党信息对外传播的新模式方面，可以多尝试通过相对于政府外交的“二轨外交”、适当借用第三方力量，用“穿布衣”的形式丰富政党公共外交内涵。这些外交渠道的参与者不仅包括我们党，还可以将退休官员、学者、社会活动家等吸纳进来，这种官民结合的组团方式的代表面更广，外国也更愿意接受。再比如，党的工青妇组织、民间组织、智库，甚至包括一些“走出去”的大型国有企业等，这些都是传播党的信息、提升党的形象可以借助的力量。事实证明，我们的“政党外交”大有可为。 赵启正：察哈尔学会名誉主席、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办公室原主任。他是中国对外传播的杰出代表人物，更被誉为“最会给外国人讲中国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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