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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历代皇帝当中，没有比秦始皇更为重要、同时也更富有争议性的了。今天的历史学家在讨论其丰功伟绩的同时，也不免会得出颇为相左的结论。有些学者视其为一个英雄，认为他为中国寻求政治统一的悠久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另一些学者则视其为一个罪人，认为他代表着最典型的不尽王道的暴君。从前的某些汉学研究者难免会在这两种南辕北辙的观点中间举棋不定，因为即便同意秦始皇及其短命王朝对中华文明的巨大贡献，也不能不承认其暴戾天性及暴殄天物的行径。[1]在最近几十年里，有两项令人惊喜的发现，丰富了我们对秦王朝及其创立者的研究：一项是1973年对骊山秦始皇陵墓的局部挖掘，另一项是1975年在云梦发现的秦朝法律和行政文书。[2] 除了以上这两项发现为我们所提供的最新资料以外，我们对秦王朝这个重要历史时期的研究资料，仍主要来源于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就此类研究而言，《史记》中最有价值的章节乃卷六，即“秦始皇本纪”（以下简称“本纪”），不过《史记》其它的若干卷帙，也为我们提供了某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3]也许正因为《史记》在历史研究中具有核心性的重要地位，因而司马迁对秦王朝的记载，也如同秦始皇本人一样，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富有争议性的话题。司马迁对秦王朝的某些记载，由于并不正确或夸大其辞，已经为后人所扬弃。例如，钱穆澄清了司马迁认为吕不韦（?~前235）是秦始皇生身之父的错误，这一错误乃由汉代历史学家的“好奇”所致；又如，劳干指出了《史记》中有关秦始皇母亲谱系之记载的严重矛盾。[4] 卜德（Derk Bodde）的细致研究，否定了《史记》下列记载的历史真实性：秦始皇乃私生子；公元前221年以水德为始；公元前219年对山神的惩罚（译者按，指“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公元前215年预言书的出现（译者按，指“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公元前212年的残害学者（译者按，指“坑诸生四百六十余人于咸阳”）；公元前211年的流星陨落（译者按，指“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5] 另一位学者最近认为，司马迁对秦始皇陵墓内部构造的描述，乃是基于汉代陵墓建筑的并不精密的重构，而非秦代陵墓的建筑观念。[6] 而从更根本的层面上说，种种意见上的分歧，与司马迁对秦始皇所持的基本态度有关。例如，西嶋定生确信，《史记》对秦始皇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并不公正的否定性评价：“对秦始皇晚年的评价是非常之消极的。更有甚者，秦始皇已经成为毫无道德仁义的统治着国家的暴君的典型。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这一点已经被指出并引起关注。这种评价倾向已经深入到了司马迁的脑海当中。”[7] 西嶋定生还分析了司马迁这种否定性描画的两个原因：其一，汉王朝需要通过对前朝罪行的添枝加叶，来使本朝迅起而代之取得合法化地位；其二，秦王朝对儒生的镇压，不管正确与否，通常被视为针对史官群体的攻击。与西嶋定生相反，李长之宣称，司马迁“对秦王朝的描画并未如此否定”，他还引用“六国年表”前的序（卷15）作为例证，来说明汉代历史学家对这一短命王朝及其主要统治者通常所持的积极评价。[8] 此外，张大可议论道，作为一位历史学者，司马迁的主要目的是要“表彰秦王朝的大一统政策。”[9]不过，学术性文章常常还是可以洞察到司马迁对秦王朝记载的别有用心的动机。就这位汉代历史学家的轻蔑态度而言，有人主张，司马迁真正的目标并非秦始皇，而是其当代的私敌：汉武帝（前140~前87）（译者按，应为前156 前87）。根据这一看法，司马迁的秦代史，与其说来源于秦代的历史事实，不如说受到了其个人的时代环境的影响。借用一个成语来说，司马迁这是在“指秦骂汉”。事实上，李长之正是以《秦始皇本纪》作为“司马迁式讽刺”的一个基本例证，其讽刺的对象正是汉朝。[10] 而张大可认为，《史记》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称颂汉初的‘无为而治’，指责汉武帝的贪婪多欲”。[11] 无论秦始皇的成就如何，在“贪婪多欲”这一点上，他和汉武帝确实极为相似，尤其是在追求不朽与穷兵黩武这两点上。本文的目的既不在于重新考察这些争论的种种细节，也不在于广泛评论《史记》所记载的这些细节的历史真实性。在本文中，笔者是将“秦始皇本纪”视为一种文学性的文本加以处理，并且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其叙事结构，及其某些本质上的文学特性如何影响到我们作为读者的感受。本文所作阐释的基本意图，不是将《史记》的文本切割成若干小单位，来探讨其中哪些段落是经过篡改或不符事实的。准确地说，笔者寻求的是，《史记》文本是通过何种模式、何种途径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向读者传递某种意义的。作为出发点，抑或一种警告，罗伯特·阿尔特（Robert Alter）与弗兰克·克蒙德（Frank Kermode）提醒《圣经》学者，那些诸如割裂、篡改和重复的因素，即那些“长期以来被视为有所残缺的文本，也许正是文学作品中经过深思熟虑后所诞生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这一点，只有那些作者预设的读者才有可能领会。”[12]对“读者中心论”方法的一个主要异议往往是这样提出的：读者，至少是在这种情形中的读者，无论是世俗的，或是有文化的，距离事件以及事件叙述者的语言都已非常遥远，以至于他们已经无法分享到距离文本时代较近者的那种感受。不幸的是，正是这种阐释学上的约定俗成，使从前的学者或多或少的受到了束缚。束缚着我们自己富于想象力的阐释的，是有关早期读者反应的记录，所谓“强势读者”（strong readers）。当这种相对保守的立场，成为约束我们创造性阐释的紧身衣时，它便已经落伍了，不过，我们必须牢记，在我们的创造性阐释的冒险中，那些来自前代见多识广的本国读者的阅读与解释，已被忽略了。在中国所存在的问题是，当这些早期的强势读者将其学术性注意力集中在像《史记》这样的经典文本时，他们的视野主要放在了语言文献方面的细节上，而非与艺术感受相关的更为普遍、更为主观的问题上。不过，也存在一些例外情形，就《史记》而言，有一部人们很少使用的书籍——《史记评林》——对我们的文学读者来说，就非常富有价值。该书最早镂版于1576年（万历四年），由王世贞（1526~1590）和茅坤（1512~1601）作序，收录了大量早期学者的有关评论。这些评论的价值在于，他们往往是从文学立场出发的。[13] 在本研究中，《史记评林》将经常被视为一种导引，这一导引有时被视为挑战，而更多情况下将被我们所充分考虑。“秦始皇本纪”可以整齐地分为三个部分。其中最后一部分是有关秦始皇死后所发生的事件，故而与本文的研究无关。而前两部分则是本文研究的对象，这两部分的分界是由秦王嬴政二十六年（前221）发生的事件所引发的叙事风格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这一年里，秦灭六国，最终统一了华夏。在“秦始皇本纪”的前二十五年里，他被称之为嬴政，一个（诸侯国）国君而非皇帝，在这段时间中，历史事件的发展较为迅速，历史记载采用的是编年体，所记载的事件大部分是指向“一统”这一目标的。后一部分，则包括从秦王嬴政二十六年直至其驾崩的那一年：三十七年（前210），在这一部分中，历史事件的发展较为缓慢，历史记载成为有关文献冗长的记录，其中可能也夹杂着一些历史轶事和民间传说。在更为细致地比较和对照这两部分历史叙述的文学特色之前，我们需要简单探讨一下司马迁有关秦始皇记载的可能性的史料来源。在《六国年表》序言中（《史记》卷15），司马迁描述了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书这一行为对历史记载所造成的毁灭：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14]尽管如此，仍有证据表明，有关六国历史记载的书籍并未焚除殆尽。[15] 正如司马迁所证实的那样，有关秦朝的历史记载仍流传到了汉朝。大多数学者认为，上述焚书之内容只是指某些特定类型的记载：如众所周知的，作为周朝历史记载来源的编年体的历史资料，记载于《春秋》一书中的鲁国的传统与风俗，以及记载于《竹书纪年》一书中的魏国的传统与风俗。而其中有关秦国的记载，通常被认为是“秦本纪”（《史记》卷五）的主要基础。因此泷川龟太郎说，“《秦本纪》（卷五）乃以秦记为经，而以《左传》《国语》《战国策》为纬。”[16]笔者认为，被视为“秦本纪”基础的秦国编年史，竟然持续到了公元前221年的一统，并且至少是部分地为“秦始皇本纪”所采用，这一点实在未免似是而非。不过，秦朝的大量历史资料在公元前208年一定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因为这一年，项羽（前232 ?~ 前202）火烧了阿房宫，以致到汉代初年，有关秦朝的官方历史记载已经微乎其微。尽管如此，仍有一些资料确实幸存了下来。《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了题为《奏事》的文章共计二十篇。这些文献被描述为“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17] 尽管司马迁并未明确地提到这些文献，但它们很有可能是其有关秦始皇记载的重要资料来源。 收起回复2楼2018 05 08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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