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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天津，据发掘出土文物的考证，早在战国时期已形成若干先民的聚落点。然而，在西汉时期发生过一次大范围的海浸，滨海平原淹没，汪洋一片，荒无人烟。尔后，随着海河水系的形成，聚落始繁。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的村落名曰 直沽 ，位于海河汇流源头的三岔口，故又名 三汊沽 。后人曾形象地称海河为 母亲河 ，称三岔口为 天津的摇篮 。比喻生动亲切，深入人心。直沽依河生息，先民除农耕外多以捕鱼为业，故史书称 初仅一渔堡耳 。早期人文心态如何，文字记载阙如。直沽地处北陲，远离中原文化，发展滞后。先民无法解释许多自然现象而产生一种恐惧心理，遂以敬神驱鬼、祈福消灾的迷信活动作为精神支柱。这一点，从许多墓葬中随葬的神佑与避邪的祭物，可略见其端倪。 隋唐时期佛教文化已传布北疆。唐贞观年间李世民率师远征辽东，奏捷回朝途经直沽，驻跸于海河岸边的庆国寺，同行的鄂国公尉迟敬德在庙中挂甲，李世民遂敕赐更名为 挂甲寺 。这一掌故未见正史记载，属口碑史料，县志对此有所记述，足以凭信。由此可知，至迟在唐朝初年佛教已传布直沽，寺庙当不止庆国寺一处。据史书记载，元至正年间，有天竺（印度）僧人海会结庵于城西北海会寺，说明直沽当时的佛教已形成一定气候。明清时期，佛寺香火日炽，城厢内外寺庙多如繁星，《津门保甲图说》中有图为证。 清康熙年间，天津有两位诗僧：一是大悲院的世高，一是海光寺的成衡，结交名士，吟诗作画，传为禅林佳话。近代又出现两位高僧：一是弘一（李叔同），一是倓虚（王福廷），修持谨严，造诣厚重，前者被尊为 南山律宗第十一世祖 ，后者被列为 天台宗第四十四世法嗣 ，声名远播海内外。因此，天津的佛教文化渊源不容忽略。 元朝定都于大都（今北京），粮食、布帛皆仰给于江南，为此开辟了海上运输线，漕运文化、妈祖文化伴随而来。直沽是漕运的终点码头，为祝祷航行安全，在大、小直沽先后建造了两座天妃宫（天宫后），每当漕船抵达，官员隆重举行酬神祭典，成为直沽社会生活的一大盛事，从而活跃了天妃宫周边的商家生意。天妃宫的建立，可视为天津城市发展的历史坐标，故古谚有云： 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城。 天妃即妈祖，传说中的护航 女神 ，在 落户 直沽以后，又演化为兼司护佑妇婴包括生儿育女的 子孙娘娘 ，成为津沽妇女至尊至爱的膜拜偶像；后来又被颂为 三津福主 ，俨然天津城的保护神了。至康熙年间，又推出 天后出巡散福 盛会（皇会），届期全城载歌载舞，万人空巷，犹如西方的 狂欢节 。妈祖文化渗透民俗民风领域，构成直沽文化的一大特色。 明朝永乐二年（１４０４）天津命名，设卫筑城，奠定了城市发展的基石，再过两年，就迎来建城６００周年。天津设卫，成为拱卫京师的屏障，军旅常驻，商贩云集，流动人口激增，显现出移民城市的特征，文化上亦然。 《天津卫志》载称： 天津近东海，故荒石芦荻处，永乐初始辟而居之，杂以闽、广、吴、楚、齐、梁之民。 也就是说，天津接纳了戍边、漕运、经商、逃荒的大批移民，伴随而来的是军旅文化、运河文化、江淮文化、闽粤文化、伊斯兰文化，尤应提出的是语言文化。据语言学家考察，别具特色的天津话，母语源于江淮，人口构成的变化铸造了天津方言。伊斯兰文化是随同回民迁徙而传入的，设卫之初落户津北天齐庙、穆庄子（后合并称天穆村），建造了清真寺，清真菜肴也逐渐推广开来，成为天津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方杂处，风情各异，移民文化丰富了天津历史文化的内涵。 清雍正二年（１７２５）天津改卫为州，旋又升州为府，强化了天津的城市地位。天津 地当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 ，有利于商旅往来与物产集散，是北方重要的水陆码头。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开埠以后，内外贸易迅速增长，码头经济更趋活跃。经济发展扩大了文化发展空间。 自清代中叶以来，码头周边陆续出现了许多茶馆、书场、戏园，外地伶人纷至沓来，名曰 跑码头 。原来农村的野台子戏班走进城市舞台，评戏、河北梆子等地方戏扎根天津，唱遍北方，因此视天津为 发祥地 。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各种鼓曲走俏津门，名角辈出，为此赢得 曲艺之乡 美誉。独具地方风格的社火（民间集体游艺活动）由来已久，代代相传，活跃于乡里。民间习武之风始终不衰，武林高手霍元甲、曹金藻被称为 回汉双侠 ，闻名遐迩。民间工艺精美无比，杨柳青年画早在清初就已经远销 三北 地区；张明山家族的泥塑，雅俗共赏，誉满三津；砖雕、木雕、风筝、绒花、剪纸的制作，都有独到之处。凡此种种，无不具有码头文化的魅力。尤应提及的是，民国以后，武侠、言情、警世、评书之类的通俗小说，覆盖文化市场，并造就出一批通俗小说作者，其中名家如刘云若、还珠楼主、郑证因、宫白羽等人的作品，脍炙人口，畅销一时，天津因此被称为 通俗小说北方创作中心 。码头文化具有平民性与亲和力，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又称市井文化。 码头文化属于俗文化范畴。曾有这样一种说法：具有俚俗特色的天津文化可称之为 卫派 文化，与 京派 文化、 海派 文化形成鼎足之势。 天津历史文化沿着两个层面发展，既有 下里巴人 ，又有 阳春白雪 ，即儒雅文化。 在 康乾盛世 时代，天津文坛欣欣向荣，一派生机，这与富有盐商对文化的投入有直接关系。其时，盐商与缙绅热衷于筑造私家园林，不下二三十处，著名的如张霖的问津园、龙震的老夫村、查日乾的水西庄、安尚义的沽水草堂、佟■的艳雪楼；这些园林不仅花木葱翠，亭榭玲珑，令人赏心悦目，而且是人文荟萃之所。庄园主人广为接纳文士宾客，诗酒酬唱，挥毫泼墨，切磋学问，赏玩珍品，极尽风流雅兴。其中尤以占地百亩的水西庄为最，与扬州小玲珑山馆、杭州小山堂并称为运河三大私家名园，或曰运河文化的三颗灿烂明珠。这种人文荟萃之风一直保持了数十年而不衰，许多驰誉南北的文宗、名流莅临津门，有的过境小住，有的落户久居，推动了天津文坛的勃兴。道光年间，诗人梅成栋编成《津门诗钞》一书，内收元、明、清以来四百多位诗人、三千多首诗作，毓秀钟灵，蔚为大观，堪称天津文坛的诗品总汇。乡邦学人查为仁、金玉冈、康尧衢、崔旭、樊彬、华长卿、杨光仪等皆饱学之士，有文集传世。在书画艺术方面，天津也是人才济济，名家辈出。 文人结社之风在天津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３０年代，虽不免曲高和寡，但始终独领风骚。 １８６０年天津开埠，列强占地开辟租界，清朝统治集团兴办 洋务 也以天津为基地，从而西方文化次第涌入，诸如基督教文化、近代科技文化、西方教育模式、西方建筑文化、竞技文化、音乐美术、娱乐文化等等，天津得领风气之先。当时国家处于政治动荡的历史时期，思想观念的变化，有助于对封建社会制度的批判，也有利于向城市近代化的过渡。１９世纪末被称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严复，在天津译书著文，宣传资产阶级 西学 ，大声疾呼 变法 、 救亡 、 竞存 、 自强 ，振聋发聩，唤醒国人，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 晚清统治危机四伏，列强侵略得寸进尺，妄图变中国为殖民地，在天津曾三次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帝风暴，即火烧望海楼教堂、义和团运动与老西开事件，惊天动地，可歌可泣！这是侵略与反侵略的政治斗争，但可巧都是因为外国传教士的狂妄不轨而造成的导火索，也可说是中西方文化猛烈碰撞。虽然不排除其中带有某种程度的 排外 色彩，但斗争矛头直指列强侵略，敢于斗争，无所畏惧，发扬了天津人民的爱国爱乡精神。 综上所述，天津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扎根民间，兼容并收，异彩纷呈。过去曾有 天津是文化沙漠 的说法，显然不切合历史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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